在故宫里看中国

□野岛刚

我写的《两个故宫的离合:历史翻弄下两岸故宫的命运》一书2011年在日本出版,后来翻译成中文,2012年在中国台湾地区出版,2014年在中国大陆出版。

在台湾和大陆出版时,为了宣传,我到当地接受报纸、杂志、电视等媒体访问的次数相当多。那个时候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你是日本人,为什么要写故宫的事情呢?”因为太常被问了,回答多了我也像官员一样,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答案:“在这个世界上,相同名称、相同收藏的博物馆竟然有两个,非常不可思议,似乎可以列入世界七大奇迹了。已经变成两个故宫的存在,在这半个世纪当中,也许发生过很多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对于我这个外国人来说,这些事情实在很妙,让人想知道背后的原因。”

当我这么回答之后,接下来我继续被问到:“那么日本人写出这本故宫的书,和其他有关故宫的书,有什么不同吗?”这时候我就会尽情把想到的都说出来:“有关故宫的书已经有很多,但多数都是历史或艺术的专家所写……我是通过故宫这个过滤器,描写与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日本有关的亚洲近代史及现代政治。读过这本书的人就会知道,基本上政治和外交的内容应该占了大半。因为故宫就是政治问题和外交问题,我相信这个观点和过去所出版的故宫书籍完全不同。”

这时候如果对方显得很有兴趣的样子,我就会再继续说下去:“不管是大陆人或是台湾人,一定是用自己的观点去写故宫。大陆人认为北京故宫是直系长男本家,台北故宫是配角。台湾人认为台北故宫是本家,北京故宫是配角。而且对两边来说,这和两岸关系很敏感的部分有关,因此会忽视配角的存在,或是书里写的好像根本不存在。但是对我来说,两边的故宫都是主角,我会将它们想象成一张分离的地图,因为我是外国人,对两岸关系没有特定的意识形态或是政治立场。”

在写故宫问题的时候,我已尽力排除意识形态,不管对于哪个故宫,都尽可能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下笔。当然因为我是担任《朝日新闻》台北特派员时所采访,因此以在台湾所见所闻为主,与台湾相关的内容占了三分之二,但是在政治上,我誓未袒护任何一方。我开始写故宫时就已决定,我不是要写艺术文化,我是要通过分析政治、历史、社会,当作一种手段来写文化。在分析中国问题方面,现在的日本是否过度忽视文化这一块,是否刻意避开中华文明要素,对此我想提出我的批判。过去,对于日本人来说,中国就是中国文化。尤其是在江户时代受教育、在明治维新以后提倡中国论的那些人,多半是如此,如内藤湖南、桑原藏、狩野直喜、白鸟库吉、吉川幸次郎、青木正儿等。他们经常通过文化谈中国,这样的传统一直维持到战后的竹内实、竹内好。但是到了“文革”,日本的中国论开始远离文化。

然而,要理解中国及中国国民,还有,如果要理解日本和日本国民,究竟是不是可以忘记中国文化这件事,我心中充满疑问。

为什么我们使用汉字?为什么要在学校写书法?

为什么名人的客厅会挂画轴或画来装饰?

为什么日本的茶道喝抹茶?

这些有关日本文化根源的问题,如果不懂中国文化是回答不出来的。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对于中国文化,虽然在地理空间上相邻,但在精神上却有点分离,连这样的提问也变少了。最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急速发展,大国崛起,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这样,对于理解中国的需求这么高,其中,故宫正是了解中国的好教材。光是故宫收藏的文物,便充分反映了中华的历史,与其阅读写得不好的中国史书籍,不如把重心放在中国历史当中。例如,要想解读“嘉量”这件文物,就必须理解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的经济政策,“嘉量”象征统一度量衡的事业。从苏轼的《赤壁赋》可看到北宋当时的政治情况,甚至也会浮现三国时代动荡的意象。在爱好艺术的风流天子宋徽宗身上学习,也必知道北宋政治弱化及灭亡的悲剧。从青花瓷中,也可知元帝国拥有广大领土连接西方,向中东及欧洲地区大量输出,迎向大航海时代的到来。

此外,如果想要了解中日的近代史,通过故宫是最容易弄清楚的。故宫博物院的诞生是因为清代的灭亡；故宫文物从北京迁移到上海、南京是因为日军侵略中国的东北和华北地区；故宫文物开始从南京迁移到四川,这是因为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已逼近南京；故宫文物跨海到台湾,是因为蒋介石输掉国共内战。北京和台北的两个故宫,延续着两岸的分离。

这样一路分析下来,我们可以知道故宫的历史就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文化反映了中国所有的东西,那么中国人也通过文化反映了自己的历史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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