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这是一项神圣的工作,在漫长的铸造过程中,工匠们展现出来的,不仅仅是精湛娴熟的技艺,还有发自灵魂深处的喜悦和自豪。
1772年12月,一道圣旨送达扎什伦布寺:“朕为佛殿拟从彼地建制长寿神像,酬金大哈达一条,上等各色缎十八匹,黄金十八两,白银四百五十两,赐予使者班禅额尔德尼,雕制五十六尊,吉祥铜无量寿佛像。先呈八尊,余者后献,佛像可委托专人破规献上”。
中原大地乃至紫禁城,寺庙众多,不乏能工巧匠。紫禁城皇宫内也有专司佛像制作的造办处,而乾隆皇帝却舍近求远,山水迢迢地委托扎什伦布寺专门铸造佛像,这在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六世班禅立即回书给乾隆皇帝表明遵旨办理,并敦促僧匠们精心铸造,如期交付。
这批佛像乾隆皇帝大加赞赏,称其“班禅额尔德尼所敬献的无量寿佛像,精致庄观”。
佛像犹如信使,在紫禁城和扎什伦布寺之间,传递着殷殷期许,来往之间更持续加深着乾隆皇帝和六世班禅两人神交已久的认知和情感,他们都在期待未来的某一时刻。
公元1741年7月16日,扎什伦布寺正在进行最庄重的仪式,从这一天开始,这个4岁的孩童成为扎寺的新主人,并正式拥有自己的名号,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庆典,见证着逝去与新生,在藏传佛教传统中更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六世班禅,今天仪式的绝对主角。然而,所有人都知道,这个4岁的孩童要成长为真正的班禅大师,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跨越,因为这个时期的西藏,还有权势最大的人。
1741年 乾隆皇帝刚满30岁,幸运的是,康雍两代先帝为大清立下稳固的根基,而立之年的他已经站在帝国最辉煌的顶峰,是守成还是开拓进取,乾隆在寻找自己的帝王之道。在他的帝国图景中,西藏的稳定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
遥远的紫禁城,年轻的乾隆皇帝也在关注着这场庆典和它背后的权力格局。当年7月,乾隆皇帝派出的中央政府的册封和赏赐也送到扎什伦布寺,完成了六世班禅坐床仪式最后最重要的认定环节。
西藏日喀则尼色日山南坡,雄伟的重楼叠宇依山势而起,灿烂的金顶红墙宣告这里高贵的身份,数百年风云变幻,信仰的力量并未因时光而消磨,依旧神圣而纯粹。
扎什伦布寺的日光殿似乎并不起眼,这里却曾是历代班禅重要的起居场所。踏进日光殿,便如同踏进了二百多年前的那段时光,这里留下了历代班禅的足迹,还有他们的人生与悲喜。
透过天井射入殿堂的阳光破碎而亮烈,同样的日光或许也曾洒落在那位苦读经书的少年身上。《六世班禅传》记载:“少年班禅聪颖好学,颇有慧根,对于经文的理解常让寺中高僧惊叹”。
然而 ,他的求法之路,却在12岁那年遭遇了挫折。
公元1749年,六世班禅罗桑班丹益西12岁,在扎什伦布寺已经度过了八年的时光。七世达赖特别关注他的成长,不仅给他取了罗桑班丹益西的法名,而且带领他精研佛法。面见七世达赖直接求教,是六世班禅最大的愿望。然而表达求教愿望的信函早已抵达拉萨,却石沉大海。
《七世达赖喇嘛传》如此描述这段往事:“班禅仁波且本欲求教诸法,喇嘛亦很想传授,然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被灾魔所障,心情纷乱 ,变化多端,对喇嘛师徒之弘法传业极不热忱,故师徒之愿望未能实现,众皆失望沮丧”。扎什伦布寺和布达拉宫相距二百六十公里,即使在农耕时代也并非无法跨越,少年班禅却终于明白,难以逾越的是横亘其间无法撼动的权力。
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前任郡王颇罗鼐的次子,1747年袭封郡王爵位,成为新任郡王。他一改前任温和路线,独断专行,上至西藏贵族 下至黎民百姓无不对其又恨又惧。
清政府驻藏大臣纪山,1749年在奏报中如此描述这位新任郡王:“珠默尔特那木扎勒,属下俱怀怨望,且其又有疑忌达赖喇嘛之心,恐日久众怨愈深,达赖喇嘛亦不能忍,致生事端”。然而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始,当西藏地方的僧俗力量失去微妙的平衡,一头名为权力的猛兽便已蓄势待发,12岁的六世班禅第一次看到了它狰狞的一面。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不惜诬陷镇守边境的哥哥擅自调动兵马,欲除之而后快,一场乱局似乎无法避免。
1749年的一个冬夜,六世班禅在扎寺的长明灯下写着两封注定不会有回音的信件,他以前任郡王友人的身份,致信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和他的哥哥,劝他们不可以“武力相争,要讲太平”,以免引发西藏政局的激烈动荡,殃及无辜百姓。
然而 ,善意劝导最终淹没在权力纷争的喧嚣之中,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一意孤行,竟派人杀害了自己的哥哥。
暴政背后,一个可能威胁整个清王朝稳定的危机正悄悄逼近。
拉萨大昭寺北侧,游人如织的八廓街上,有一座藏式建筑显得不太起眼,但却身份特殊,它是清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施政中心,也是中央政府在西藏权威的象征,这里就是驻藏大臣衙门旧址。它见证了一百八十多年时光里西藏安定团结和风起云涌的历史。
1750年10月,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野心已经无法抑制,他试图切断川藏间的驿路,切断拉萨和紫禁城的一切联系,谋叛之心昭然若揭。
傅清,全名富察·傅清,当时的驻藏副都统,
拉布敦, 左都御史,当时的驻藏大臣。
此刻,驻藏大臣衙门的兵马不足百名,如果坐等叛乱,西藏地方乃至整个国家都将陷入腥风血雨,如果主动出击,则是以卵击石,玉石俱焚。危局之中,傅清和拉布敦决定冒险行事,诱杀珠尔默特那木扎勒。
史书详细记载两人商议的原文:“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且叛,徒为所屠,乱既成, 吾军不得即进,是弃两藏也,不如先发,虽亦死 ,乱乃易定”。
1750年10月壬午日,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伏诛,但也迎来了意料之中的叛军疯狂反扑。
史书记载:傅清,手刃数贼,身中三伤,力竭自刎殉职。
拉布敦,挟刀跳楼下,杀数十人,肠出委蛇于地,然后死。
两位驻藏大臣在既无外援又无内应的情况下,用鲜血和生命阻止了一场灾难,乾隆帝轸悼:“揆几审势 ,决计定谋,心苦而功大”。
远隔万里,紫禁城的乾隆皇帝收到了镇压叛乱胜利的消息,他知道,西藏地方的局势走到了关口,是陷入混乱还是由乱入定便在自己的决断之中。一连串谕旨颁下,一场果决的平乱行动在西藏地方迅速展开。
1750年底,乾隆皇帝下令,四川总督和提督统官兵入藏,绥辑地方, 搜除逆党,将郡王家产充公,其所属的三十九族地方和达木八旗地方划归驻藏大臣直接管辖。
双忠碑,至今矗立于驻藏衙门旧址中。当年,乾隆皇帝高度赞赏驻藏大臣傅清和拉布敦的忠勇之举,追封两位驻藏大臣为一等伯,并在北京和西藏两地分别建立双忠祠,合祀二人春秋致祭,乾隆亲自撰写了《双忠祠诗》:“双忠之气浩千古,双忠之力敌千军”。这是对两位国家忠臣的永久纪念,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中央政府对于西藏地区主权归属的明确的昭示。
大昭寺的长明灯经年不灭,正如信众们虔诚的信仰,也未因现代文明的冲击而消弭。他们相信,每一次膜拜都在为他们蓄积超越轮回的力量。
数百年间,作为藏传佛教界最为重要的宗教领袖之一,班禅的一举一动影响着无数信众。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叛乱的消息传到扎什伦布寺,六世班禅不得不思考,自己和脚下的这片土地究竟应该何去何从。如果变乱持续,西藏将再无一间平静的经堂,而黎民苍生更将陷入阿鼻地狱。
当乾隆皇帝派出的大军抵达拉萨时,一封特殊的文书也经由刚刚恢复的驿路送达京城:“请求圣上继续管照我西方圣地,护佑藏地众生”。
六世班禅向平叛官员公开赏赐香料、 白银、 粮食、 面粉等物品,表明其维护西藏的安定,维护中央政府权威的鲜明态度。然而,此时叛乱余党并未全部肃清,班禅这么做是有风险的,但也因此更难能可贵。《六世班禅传》记载:“尔时, 皇帝回书大师,称赞拉萨叛乱时所表现的积极行动”。
雪域高原的刀光剑影,也开始了六世班禅与乾隆皇帝之间,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立场的交流和对话。
公元1751年 乾隆皇帝颁定《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十三条》,在西藏设噶厦,噶厦设有噶伦,噶伦是“颁布命令的官员”之意,共四人,三俗一僧,诸噶伦共同办理西藏政务,以确保权力不集中于一人。
此后相沿不替近二百年,这是清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再一次体制变革和制度安排,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
公元1751年 清中央政府下令,由七世达赖格桑嘉措掌管西藏地方政务,西藏逐步恢复安定与平静。1757年2月,西藏最寒冷萧瑟的日子,病榻上的七世达赖终告不治,在布达拉宫圆寂,终年50岁,刚刚由乱入定的和平西藏再次蒙上阴影。
在西藏,转世灵童的寻访远不止是个宗教问题,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政治问题。
三世章嘉·若必多吉,蒙古地区的转世活佛,乾隆即位后,章嘉活佛被封为掌印喇嘛,掌管京城喇嘛事务,极受清王朝信任和推崇,被封为大国师,可见其地位之重要。
布达拉宫,历代达赖喇嘛的驻锡地,然而,数百年深处权力的漩涡中心,这里从来不是一片安宁之地。利益抉择乃至政治博弈都曾在这里上演。
公元1758年,布达拉宫陷入了一个僵局。这一年 ,章嘉国师被乾隆委派入藏,负责七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认定。
章嘉国师发现,此时西藏事态比想象中更为复杂。两个孩童被确定七世达赖转世灵童,但是复杂事态的背后是盘根错节的利益网,选择了其中任何一个候选转世灵童,都可能引起另一方势力的巨大反弹,造成西藏局势的动荡。那么怎样解开死结,继续西藏的秩序呢?解答需要政治智慧。
平叛之后六年的时光,20岁的六世班禅不仅在宗教修为上造诣日渐深厚,在后藏乃至整个西藏,逐渐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威性和影响力。这是一次试炼 更是一种信任。
此时的章嘉国师,更像是位裁判员和观察者。1758年4月,六世班禅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决定,他没有选择两个孩童任何一个,而是重新选定另一个孩童为七世达赖转世灵童,与其固守二选一的死局,不如另辟蹊径。
六世班禅用一种快刀斩乱麻的睿智破解了僵局。
一个月后,章嘉国师的密奏出现在乾隆皇帝的案头,密奏详细叙述了七世达赖转世灵童的确认过程,高度评价了六世班禅坚定和睿智的表现,字里行间里的赞赏,让乾隆皇帝再次评估了这位年轻的格鲁派活佛。
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叛乱时,六世班禅鲜明表态,维护西藏稳定和中央的权威,如今,他的作为彰显了处理西藏地方全局问题的智慧和能力。乾隆皇帝没有迟疑,他用自己对七世达赖转世灵童的认定,果断回应对于六世班禅的信任。
处事不惊的磨砺和岁月的洗礼,六世班禅已成长为合格的宗教领袖。他深知和平是西藏地方之福,藏传佛教界之福,他更清楚要将这和平的延续,必须要获得中央政府的坚定支持。
1770年,六世班禅接到了一位英国人乔治·波格尔的信函,在信里 ,他向六世班禅提出了和西藏通商建立直接联系的请求,班禅大师明白英国人的目的远非通商那么简单。因为当时英国正在世界各地开疆拓土,划归殖民地,拒绝者则是坚船利炮强行打开大门,山那边的印度已是先例。
面对试探的信函,六世班禅态度鲜明地拒绝了对方的请求,他答复说:“西藏属中国领土,一切要听从中国大皇帝的圣旨办事,而北京距西藏有一年的路程,他无法写信给皇帝请求同意,因此希望英国使者回到印度去”。
然而,来自列强的觊觎能否就此止步吗?抵御列强潜在的威胁,西藏需要强大的后盾,中央政府的表态和支持,是维护西藏作为中国神圣领土不被侵犯的重要前提。对于六世班禅来说,期待了二十年的朝觐之行,或许已经到了不得不走的时刻。当六世班禅进京朝觐的上书摆在乾隆皇帝的案头,乾隆皇帝回复,希望他能在第二年,庆祝自己七十大寿之际前来:“适逢朕之七十万寿诞辰,有班禅额尔德尼领班讽经,宣扬佛法 ,利裨众生,实属吉祥如意之事,已允所请”,一场永载史册的会面终于正式进入了倒计时。
六世班禅以二十年的智慧和心血成就了西藏地方的安定,他知道已经到了朝觐皇帝的时机,他要将信仰和佛法散播更宽更广的地方,他要用一次远行,为自己虔诚维护的西藏安定和苍生幸福,求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
(原题为《【过大年看大片】涉藏纪录片《圣途》解说词权威发布——第二集《倾心内向》( 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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