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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淀医院儿科夜间停诊、南京一家医院因唯一儿科医生生病停诊数月……这些年,由儿童医生短缺导致的停诊其实并不鲜见。个中缘由,除了“二孩”政策下新生儿大量增长,儿科资源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更加凸显。
四川大学华西妇产儿童医院急诊儿科医生有19名,和国内其他医院相比不算少。可这19名急诊儿科医生每年要承接31万患儿的诊治,早已处在超负荷透支运转中。
透支背后有几多无奈。专家透露,工作压力大,加上让医生“头疼”的医患关系,让一些还在见习期的儿科医学生就开始考虑报考其他临床科系或者转行。
——大医院“人满为患”,基层卫生所力不从心。优质医疗资源“中梗阻”在原本就紧缺的儿科资源中表现更为明显。
不少患儿得的就是普通感冒,而家长不放心家门口看病,“扎堆”大医院。与此同时,许多乡镇妇幼保健院等基层机构专业儿科医生极少。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守门人”的作用对疏导儿科“堵点”尤为关键。国家卫计委现正重点培训基层医务人员提高对流感病例的早期识别、早期抗病毒治疗的意识和能力,减少重症发生。每年流感季来临前,各级卫生计生部门也会强调加强儿科人力调配、保障门急诊高效运转和儿童用药充足。但面对一些医院数十名急诊儿科医生每年平均要承接数十万患儿诊治的现实“窘境”,我国亟须着眼长远,从全链条发力联动改革。
解决燃眉之急,各地卫生计生部门和医疗机构纷纷出招化解儿科看病难。在北京,147家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都提供儿科诊疗服务,每日可接待2万名患儿,基本能满足当前需要。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破解儿科医生紧缺难题需走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窠臼,迈出联动改革、盘活全局的关键一步。
充实儿科医疗力量是守好儿童健康的“第一卫士”。2016年,全国8所院校恢复儿科学本科专业招生,将儿科专业化培养前移。“到2020年,每省(区、市)至少有1所高校举办儿科学本科层次专业教育。”焦雅辉说。
病有所医,更要病有良医。蔡晓红最为关心的,是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建设质量和培养模式。“培养年轻医师独立应对和处理各种病情的能力,加快人才全面成长。”
化“堵”为疏,落实分级诊疗制度是牵动医疗资源合理配置的“牛鼻子”,是长远破解儿科困境的“良方”。国务院医改办专职副主任、国家卫计委体改司司长梁万年提议,要引导形成以功能定位为核心、相互配合的一体化服务体系。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要把“倒三角”变为“正三角”,科学合理引导就医需求。
在上海,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等5家医院正分别牵头,组建五大区域儿科联合体,分片与222家医疗机构签约。主动敞开怀抱,优质儿科医疗资源得以“沉下去”“融进去”。
全链条发力远景可期。“十三五”期间,进一步优化优质儿童医疗资源区域布局,分区域设置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促进区域间儿科医疗服务同质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优先覆盖儿童将成为现实。
“还要尽快增加儿科医疗资源,让儿科的病床数量与儿童的人口数量相匹配。”四川雅安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张德明说。
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我国印发《关于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我国每千名儿童床位数将增加到2.2张,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将达到0.69名,每个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至少有1名全科医生提供规范的儿童基本医疗服务。
留住儿科医生,就要让“白衣天使”劳有所值。业内专家呼吁,今后要注重通过薪酬制度及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充分调动儿科医务人员的积极性。“用待遇留人,让他们安心、稳定。”
地方探索照亮改革前路——成都市明确,儿科医务人员薪酬要高于本单位同级别医务人员平均薪酬水平;广东省规定,对于儿童临床诊断中有创活检和探查、临床手术治疗等体现儿科医务人员技术劳务特点和价值的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要高于成人医疗服务收费标准。
多一些理解,少一些苛责。在对抗疾病、呵护生命面前,医患不应是针锋相对的冤家,而是同舟共济的伙伴。
对于儿科和其他各领域的医护人员而言,大医精诚、护佑生命的职业精神需要法制保障。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韩晓武表示,要推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使医疗纠纷处理能够规范化、程序化、合理化。
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共建共享的健康中国始于足下。打出疾病预防的“先手棋”,让科普跑赢谣言,把好防控“源头关”,避免疫情来临时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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