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历史的边上》王学泰著东方出版社□王学泰
著名学者王学泰先生于1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他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一生著述颇丰,著有《清词丽句细评量》《中国流民》《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国饮食文化史》等。王学泰先生是中国游民与流民文化问题研究专家,偏重于文学史与文化史的交叉研究,去年出版的自选集《写在历史的边上》一书中收录了一篇关于游民帮会的文章,颇具文化深度与历史纵深感,特摘录与读者共飨。
五代十国时期,政治中心在汴京(今开封),洛阳是西京。这里生活安逸,是很多退休的富贵大佬钟爱的地方。周世宗柴荣的父亲柴守礼也住在这里。儿子已经做了皇帝,身为皇父的柴守礼,还能有什么不满足吗?可是也有怪事,他在西京洛阳胡作非为,而且与当时宰相、将军如王溥、王宴、王彦超、韩令坤等人住在洛阳的老爸,朝夕聚合,往来密切,结成团伙,人称“十阿父”。柴守礼竟敢在市上杀人,暴戾恣睢,洛阳人畏之如虎。周世宗柴荣在历史上还算个英明的皇帝,对自己痞子老爸和那一帮为老不尊的权贵也无可奈何。
一般的组织犯罪大约是无代无之,而且是越来越严重,因为人口的流动性增加,为结伙提供了方便,但从“结伙”发展为黑社会,是明清以来的事情。因为黑社会犯罪的前提是犯罪分子的结社,中国民间非宗教目的的结社发生于宋代市民和游民之间。市民结社多与个人爱好有关,结合在一起招集同道、切磋技艺。比如爱蹴鞠(踢球)就有齐云社,弄杂剧就有绯绿社,喜欢相扑(摔跤)就有角抵社。而江湖人(游民与社会边缘人组成)搞违法犯罪活动或所谓“干大事”也要结社。从北宋活跃起来“桃园三结义”的风气和晁盖等人的“七星聚义”,按照一定分工去作案。这些还是原始的,结构简单的结社,除了以义气为纽带外,很少有其他规范。但自从《水浒传》和《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以后,为游民的组织化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组织的范本。一些立意要与主流社会对抗、或由于各种原因被逼无奈的游民和社会边缘人把“梁山”(此时已经成为与主流社会对抗的符号)看成他们躲避风险和实现自己向往的圣地,也成为造反者的一面旗帜。到了明代,因为搞了分封制度,使得藩王占据了大量土地,明中叶人口激增,大量被土地抛离出来的宗法农民,成为游民。游民一无所有,他们要向社会索取合法或不合法的利益,个体是没有能力的,要生存发展就要组织起来。江湖型的游民帮会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出现的。
游民组织的灵感大多来自通俗文艺作品,特别是《水浒传》。这一点,我们从组织的名目上也可以看出来。例如“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天罡党”、“十三太保”(来自《哭存孝》、《存孝打虎》)等名目都有十分浓重的小说色彩。其组织系统、行为方式和思想意识的统一,以及组织活动中的仪轨也大多借鉴通俗文学。比较典型的就是天地会(洪门)。它的入门诗开头两句就是:“桃园结义三炷香,有情有义是宋江。”这就涉及两部通俗小说。他们设计的人格表率就是宋江,头领都以宋大哥自居。其组织形式也多取自梁山。其誓言就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天地会最初的建立与明朝灭亡有关,它曾是有政治理想的(反清复明),特别是其领导与核心分子。后来政治理想逐渐淡出,它蜕变成为只做文差事(诈骗做局)和武差事(抢劫)的犯罪组织,逐渐堕落为黑社会。然而各地区又有差别,坚持最初建会原则的不能说没有,但少之又少。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与其会众构成有关。其成员主要是游民,连饭都没的吃,还搞什么“反清复明”?天地会种种规则、规范,成为后来帮会和黑社会的行为示范。
随着游民泛滥和社会动乱,天地会组织不仅扩大到南半个中国,还流传海外,并多有异名,如:三合会、三点会、洪门、添弟会等,海外的或称“公司”。清中叶以后,活跃在江苏、上海的红帮,四川、云贵一带的哥老会、袍哥都是其变种。比较独特的是青帮,它是在原有漕运(从大运河由江浙往北京运粮)工人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而且崇奉罗教(秘密宗教的一种),帮内辈分极严(天地会内则兄弟相称,而且“哥不大,弟不小”)。北方则有在理会,崇奉白莲教。因为青、红、白(在理会)活动地域不同,冲突不大,还能说“白藕青叶红莲花三教原来是一家”。帮会在清代处于秘密状态,辛亥革命之后,过高地评价了帮会在革命中的作用,胜利后则帮会活动公开化。民国期间,政府长期处在弱势状态,帮会遂成为“二政府”,黑白不分,政出多门使民众无所适从。有的帮会甚至发展为“全民性”的,如四川哥老会,上起豪门权贵、社会贤达,下至贩夫走卒,无不“海袍哥”,这几乎成为一种传统。
(原文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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