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部舞蹈作品不能流传下来 就是“无效传播”

2017中国舞蹈高峰论坛在沪举行。

由中国舞蹈家协会等主办的“2017中国舞蹈高峰论坛”，12月23日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举行，这是十多年来，我国最高规格的舞蹈全行业论坛。

来自北京、上海、湖南、四川、江西等省市的上百名专家、学者、舞蹈家，就“舞蹈艺术的发展态势与思考”、“中国舞蹈院团的发展机遇与对策”等议题展开了讨论。中国舞蹈家协会表示，将把上海国际舞蹈中心打造成东方舞蹈发展基地，并将“中国舞蹈论坛”打造成全行业最高端论坛。

《八女投江》剧照

《沙湾往事》剧照

南京艺术学院舞蹈学院院长于平介绍，2014年至2017年，国家艺术基金共资助了69部舞剧作品，这些舞剧聚焦文化名人、历史故事、当代题材，注重舞剧结构的探索和个人情感的表达，推动了中国舞剧未来的发展与创作。

譬如，通过典型化的人生去高扬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如《沙湾往事》《八女投江》《浮生》《长征·九死一生》《记忆深处》等；通过地域的文化名人去传承厚德载物的民族气，如《桃花源记》《杜甫》《东坡海南》《李白》《唐寅》等；通过历史的、传统的故事去深度地反思人性，如《大禹》《西施》《昭君》《夕照》《仓央嘉措》等；还有直面当代的题材和时代问题的作品，如《青衣》《追寻香格里拉》《戈壁青春》《朱鹮》《草原英雄小姐妹》《铜鼓姑娘》等。《青衣》剧照

“这些作品其实极少有雷同化现象，舞剧形象的塑造特立独行，舞剧编导的创造也独辟蹊径。” 于平说，“我其实极不爱听那种貌似全局统揽，实则“大帽子底下开小差”的疑虑——即“中国一年生产舞剧上百部，有哪部给人留下了印象？”这种说法其实连道听途说、以讹传讹都算不上，不过是“癞蛤蟆装吉普，鼓一肚子气上马路”罢了。”

中国艺术研究院舞研所所长欧建平观察，近年来，无论是国家艺术基金还是文联的基金，包括各层级基金会的支持，年轻人的创作平台越来越多，积极性也很高，然而，无论是作为旁观者还是评论者，他都有自己的担忧。

“我发现了国内外80后、90后年轻人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简单来说，就是他们把传统舞蹈标准化的语言完全抛弃了。他们借助西方现代的即兴编舞、纯舞蹈等概念做了很多东西，但这些东西不能成为历史，不能流传下来，用传播学的角度出发，它叫做“无效传播”。”

欧建平进一步解释，“就像现在我们说话，我可能很保守，可能很激进，但是我们可以共同交流，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语音、语汇和语法，但如果完全是在舞台上乱蹦乱跳，没有任何美感，不太动脑子，那是“无效传播”。”《青衣》剧照

欧建平举例说，国家艺术基金最近结束了一批舞剧的评审，“有很多舞剧，文本很漂亮，但是找不到舞本，找不到动作，找不到非文字的语言，想怎么跳就怎么跳，号称“我是现代的，现代就是看不懂的”，大错特错。一个工人生产产品，产品没有销路，不就是废品吗？”

“个性永远只是起点，你观察事物，看什么事情只能代表个人，而共性才是终点。艺术史上有这样一句说法，每一个人都是艺术家的“自传”，你的体验一定是从本身出发的，不可能站在别人的角度出发，但最终，一个作品没有人响应、没有人理解，基本就是废品。”欧建平说。

对此，上海芭蕾舞团团长辛丽丽也深有体会，“有些作品特别个人化，不能挑旗杆，可能永远是实验、永远是小剧场、永远是小众的。而中国舞蹈要变成世界舞蹈，就要有更高的要求。”

辛丽丽介绍，上海芭蕾舞团1979年成立团至今，做了近百部大大小小的作品，有引进的，也有自己创作的，“古典芭蕾的创排是对经典的继承，这点对芭蕾舞团来说很重要，因为它彰显了舞团的存在、管理水平、演员水平，但要发展，还要看舞团当代的作品。然而，好的当代作品可遇不可求，不只是北京、上海，整个世界都蛮难的。”

近年来，上海芭蕾舞团邀请国际团队，用国际化的芭蕾语言，创排了一批有中国特色的当代舞剧，诸如《花样年华》《简·爱》《长恨歌》，“排演《花样年华》时，他们（国际团队）一直在寻找上海人的生活气息，上海人的生活怎么样。他会在九曲桥坐一天，他说“这是上海作品，我得看看上海人怎么生活，平时穿什么衣服。””辛丽丽强调，“创作团队的主心骨很重要，这个人不仅要会跳舞，品格也要是真诚的。”

谈及此，辛丽丽联想到中国舞蹈界的人才培养，“主创特别少，芭蕾舞演员最后转为编导的特别少。”她希望，上海芭蕾舞团能成为年轻人的创作搭台，“从编导出发，哪怕是半个小时的作品，他们自己写本子，自己弄灯光和舞美，弄半年，这就是起点。”

“培养一个舞蹈编导，首先不是让他编舞，而是先让他做人，让他知道脚踩在地上，让他知道团队精神，而不是突出“我”，你们要服从我，是要让不同水平的年轻人一起成长。”辛丽丽说。

《朱鹮》剧照

连续演出三年的《朱鹮》，是上海歌舞团最成功的一部作品，今年12月，该剧刚迎来200场纪念演出。在《朱鹮》的基础上，上海歌舞团也在建立有自我辨识度的艺术风格和美学体系。

上海歌舞团团长陈飞华是《朱鹮》的参与者、管理者。《朱鹮》进行200场纪念演出时，他坦言自己失眠了，“初创时我们也没有这样的预判，说这个作品可以有那么多演出，而且是商业演出。中途，这部作品也参加过国家重要赛事，参见过国家艺术基金的评审和相关座谈，每每这个时候，我们都是战战兢兢，很忐忑。”《朱鹮》剧照

进上海歌舞团之前，陈飞华在舞蹈院校当了22年老师，理论和实践结合，他知道观众喜欢看什么，也知道如何让艺术走近观众。

“《朱鹮》每到一座城市都会造成一种“文化热象”，大家感觉像过文化节一样，几乎每个城市都是一票难求。主办方的脸是非常喜悦的，从他们脸上的幸福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不光把文化做成了，还把钱挣了。”

陈飞华感慨，舞蹈要挣钱太不容易了，尤其是那些要靠市场吃饭的“改企院团”，靠舞蹈挣钱更不容易，“大家都做得非常困难。这种困难包括人才的问题、资金的问题、管理的问题，文艺院团在这样的情景下，远没有达到春天般的灿烂，还有很多严寒要突破、要坚持、要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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