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成名前的“另一面” 杨津涛

台湾作家陈映真余光中手稿

2017年12月14日，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去世。人们缅怀余光中的文学创作，但余光中不仅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涉入政治颇深的诗人。

唐文标事件

上世纪70年代初，台湾学者唐文标发表《诗的没落——台港新诗的历史批判》《僵化的现代诗》等一系列文章，批评周梦蝶、叶珊等人所作现代诗过度西化及脱离现实。唐文标是台湾大学数学系客座教授，在文学评论方面也颇有造诣。

余光中针锋相对发表文章《诗人何罪》，为新诗及诗人辩护：“台湾并无职业诗人。所有的诗人都另有自己的专业，对于社会，像其他行业一样，都尽了守法，服务，完税的责任。”这种辩护本是成立的。但余光中并未满足于文学层面的辩护，而将之上升至政治层面：“这种论调毫无独创之见，因为仇视文化，畏惧自由，迫害知识分子的一切独夫与暴君，都具有这种略同的‘英雄之见\’。”

在文章中，余光中称唐文标的文学观是“幼稚而武断的左倾文学观”，其特点是“满口‘人民\’‘民众\’的人，往往是一脑子的独裁思想。例子是现成的。不同的是，所谓‘文化大革命\’只革古典文学的命，而‘僵\’文作者妄想一笔勾销古典与现代。这样幼稚而武断的左倾文学观，对于今日年轻一代的某些读者，也许尚有迷惑的作用。”

当时台湾的政治气候忌讳“左倾”。凡被认定为“左倾”者，即会招致麻烦，甚至面临牢狱之灾。故此，台湾学者李佩玲在1974年发表文章《余光中到底说了些什么》，如此评价余光中对在“唐文标事件”中的表现：“这样戴帽子，不只是在栽害唐文标（也算得上是压迫知识分子了吧），还在吓阻其他的人。”

批评台湾乡土文学

从1976年起，台湾很多刊物发表文章，称台湾岛内乡土文学是“30年代的革命文学”和“分离主义文学”。陈映真、王拓等乡土文学作家发表了很多文章，进行反驳。余光中也介入其中，在《联合报》上发表文章《狼来了》，指责台湾乡土文学是“工农兵文艺”。他视乡土文学为“狼”，说：“不见狼来了而叫“狼来了”，是自扰。见狼来了而不叫‘狼来了\’，是胆怯。”他给台湾乡土文学作家扣了一顶“工农兵文艺工作者”的帽子，且为自己的“扣帽子”行为如此辩解：“问题不在于帽子，在头。如果帽子合头，就不叫‘戴帽子\’，叫‘抓头\’。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农兵文艺工作者\’，还是先检查自己的头吧。”

这显然是很严重的指控。学者徐复观当时即发表文章，批评余光中的行为——将台湾乡土文学称为“狼”——不是在给人扣帽子，而是给人扣血滴子，是在害人：“戴的恐怕不是普通的帽子，而可能是武侠片中的血滴子。血滴子一抛到头上，便会人头落地。”经历过台湾白色恐怖时代的作家皮介行后来也说：“1977年的台湾……可以随时因政治问题而坐牢的年代，特别是牵连到大陆，牵连到工农兵的‘隔海唱和\’，一旦逮捕，都是十年以上的重刑。”

台湾解严后，余光中的思想也渐有改变，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自己当年写作《狼来了》的合理性。1981年，学者唐弢到香港参加文学研讨会，遇到余光中，余光中“私下对他那些政治倾向不好的作品表示了忏悔”。唐弢回大陆后，和陈漱渝谈及过此事。

2004年，余光中为平息有关《狼来了》的各种争议，公开发表文章《向历史自首？》，称“《狼来了》一篇是坏文章”；并解释自己之所以会写出这种文章，是因为受到了大陆运动的震骇：“去港不久，因为我在诗中批评‘文革\’招来《左报》《左刊》的围剿，攻击我的文字当在十五万字以上，致我心情相当‘孤愤\’。……·在‘文革\’震骇的压力下，心情沉重，对一般左倾言论都很敏感，对茫茫九州思乡愈深，而对现实的恐惧愈强……但是不能因此就说，那篇文章应该那样写。当时情绪失控，不但措辞粗糙，而且语气凌厉，不像一个自由主义作家应有的修养。政治上的比附影射也引申过当，令人反感，也难怪授人以柄，怀疑是呼应国民党的什么整肃运动。”

与陈映真的恩怨

余光中还曾被指控：在1977年给台湾“国防部总作战部”主任王昇写信举报，称台湾乡土作家陈映真有马克思主义思想。陈映真是台湾很有影响力的左翼作家，1968年被台湾当局判处10年有期徒刑，后提前出狱。2010年，他被聘为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

有关余光中和陈映真的纠葛，最初由学者陈芳明在1989年披露。陈芳明说，他在美国曾收到余光中寄来的“一封长信”：“并附寄了几份影印文件。其中有一份陈映真的文章，也有一份马克思文字的英译。余光中特别以红笔加上眉批，并用中英对照的考据方法，指出陈映真引述马克思之处。”

2000年，陈映真本人也提及此事，称“余光中这一份精心罗织的材料”，是要寄给当时台湾情报机构首脑、蒋经国的亲信王昇：“控诉我有‘新马克思主义\’的危害思想，以文学评论传播新马思想，在当时是必死之罪……在那森严的时代，余光中此举，确实是处心积虑，专心致志地不惜要将我置于死地的。”

社科院研究员赵稀方2004年发表《视线之外的余光中》，详细复原了“陈映真事件”，引起巨大反响。余光中的老朋友黄维梁率先撰文，称余光中亲口对他说：“‘绝无此事\’，且‘王先生健在，最近亲自以书面声：绝无告密一事\’。”

随后，余光中发表《向历史自首？》，自辩称绝未告密：“隔了近30年，当时的细节有些已经模糊，但是我绝未‘直接寄材料向王昇告密’，这一点我十分确定。”余光中称，那份材料真正要寄的人是台湾《中央日报》主笔彭歌（台湾批判乡土文学的主导者）：“我寄材料给他，纯属朋友通信，并未想到会有什么后果，……（并且在信中建议）问题要以争论而不以政治手段解决。”

余光中还说，那份材料不是他“精心罗织”的，而是来自于“一位杰出的学者”，这个人是陈映真和余光中共同的朋友。按照余光中的说法，此人对陈映真“十分推崇”，整理这份材料不是为了对付陈映真，只是想说明余光中《狼来了》“所言不确”，陈映真的真实思路“应该如该材料所示”。余光中并没有说出这个人是谁。

以目前材料来看，“陈映真事件”还是一个疑案。余光中曾寄出一份表明陈映真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材料，但究竟是谁整理的材料，究竟寄给了谁，都不能确定。陈映真说，他是听学者郑学稼说起余光中向王昇举报一事，而郑学稼在1987年即已去世，无从查证。余光中说材料不是自己整理，又有王昇的声明作证，余光中对前者不肯吐露姓名，对后者拿不出证明原文，只能说是他的一面之词。

即便以余光中自己的说法为准——某推崇陈映真的学者将材料给了余，余自作主张将这些不利于陈映真的材料，寄给了当时负责文化整肃的彭歌——他在事件中的角色也并不光彩。

需要说明的是，陈映真确属左翼作家，曾大量阅读鲁迅等人作品，余光中在材料中证实他有马克思主义思想，并非“诬陷”。

余光中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但名气并不大。研究者称：“20世纪80年代之前余光中在台湾和香港虽小有名气，在大陆却鲜为人知，除了几位文友对他赏识有加，他的知音寥寥无几”。1984年，《乡愁》在《人民日报》刊登，1991年，又选入大陆中学语文教材。

余光中由此成为了一位在大陆远比在台湾更知名的诗人。余诗进入大陆，也曾遭遇异议。1987年前后，陈映真到四川作协参加座谈，介绍台湾文坛现状时说：“余光中很右，属于官方诗人”。最先在大陆推广余光中作品的流沙河当时也在场，他回答说，“无论此人是否属于台湾官方，都不妨碍我欣赏他的诗”。

其实，陈映真的评价大体不错。在前述“唐文标事件”“乡土文艺事件”“陈映真事件”当中，余光中始终与台湾官方保持着相同的立场，且文章的遣词造句，往往更具攻击性。

对于《人民日报》刊登《乡愁》，流沙河的理解是：“当时中央党报对待一首诗的态度，显然是着眼于诗之本身是好是坏，而不像陈映真那样审查诗人左耶右耶，民乎官乎。”这只是流沙河的个人看法，真实的历史，或许更为复杂。但无论如何，余光中借着《乡愁》一诗，很快成为享誉两岸的著名诗人。

(作者系腾讯新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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