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已归平静

■金宇澄

《回望》是一本带着传记性质的散文集,分别用父亲、母亲、我三种不同的叙事角度,“回望”父辈的历史记忆,这是关于父母的记忆之书,也是父辈那个时代的故事。

父亲喜欢逛旧家具店。1990年,父亲在上海卢湾区一旧家具店橱窗里看到有三张日式矮桌,样式相同,三张叠在一起。他走进店堂,穿过旧家具的夹弄,看这三张暗褐色的桌子。父亲想打听什么,但是没作声,最后怏怏出来,在这一刻,他感到自己真的老了。

他的两颊早有了老年斑,这位昔日的抗日志士,已失去敏锐谈锋,即使面对他熟悉的“地下党”电视剧,也一般在沙发里坐着,不知是不是睡着了。

记得有一次,他转过脸对我母亲说:“冷天里还穿法兰绒料子?白皮鞋?”母亲耳聋,不习惯助听器,膝上堆着报纸和一本《中国老年》杂志,看一眼屏幕,没明白他的疑问。这是我听到父亲唯一的不满,他的话越来越少了。

父亲的两个大书橱,装有不少共产国际著作,列宁、斯大林文集,多本政论剪报,不少的线装本旧诗。他的阅读兴趣一直与时代同步,1940年代有高尔基《克里·萨木金的生平》,1950年代除了《静静的顿河》,还包括《三个穿灰大衣的人》《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等苏式主旋律小说。他钟爱和敬佩俄国画家列宾的作品,有多本中译苏联美术评论,对苏联文化完全接受。

“文革”初期,他裁开两大张红纸,大字书写“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贴在两扇玻璃门上,以示对运动的理解。没半个月,这几扇门被抄家的红卫兵多次打开,搬走大部分闲书、日记、相册,包括一对威基伍德洋青花瓷盘,一座铸铁少年像,一尊据说是真正宣德炉,等等,留下的也就是已经泛黄的共产国际理论著作。

1978年运动结束。某一日,父亲接到通知,请他携带当年具结的被抄清单,去上海龙华机场认领图书。我和父亲兴冲冲赶到那个巨大的飞机库,发现库内是一个装满旧书破纸的超大堆栈,人头攒动,尘灰飞扬。

无数的人,无数双手,在无数的书册中翻寻,空气中充满浓重的旧纸霉味。他立刻明白,此番根本找不到自己的书了,找不到他喜欢的一巨册铜版纸《浮士德百卅图》。每一位来者,虽已被告知,可按照当年的单据取回同等数量的书册,但现场充满了无尽的焦虑与绝望,大家都流着汗,手眼所到之处,只是无数非常陌生的他人的物品,普遍心情不佳。

记得那天,父亲与一小青年争了几句,对方应该就是失主代表或家属了,却不明白也不爱惜这些旧物,一路乱扯乱翻,随手把一函一函整套的线装书拆散,东拿几本,西挑几本。父亲拉住小青年说,这样做是不对的,拿回去也没有用。对方大声回答:这是我个人自由!现在谁怕谁啊!

明显是个受害者,倒蛮有当年害他长辈的这种作风!父亲事后说。

父亲离休后的第二年,见到了情报系统的老上级。1949年后,这位老人即被禁锢于江西某农场,直到1980年代平反。八十多岁的老先生,忽然转身成为一个享受相当级别待遇的老干部,却没有任何同事和朋友,有时被司机送到一个重要会场去,发现谁也不认识,只能回来。

父亲说,他同老人晤面那天,颇有1949年前的接头色彩,两人坐在上海静安公园一个茶室,凑得很近,压低声音说话。父亲说,老人轻声讲话的方式和语言,仍然是解放前的那一套,完全没受过解放后的政治教育和学习,甚至夹杂了江西老农的词汇。

在“白区工作”的岁月里,老人是一个重要的存在,是父亲崇拜的领导人之一,广交三教九流朋友,面对双重或三重间谍游刃有余,精通几国语言,衣着考究,用古董锡兰银烟盒、海泡石烟斗,喝咖啡、下午茶,每夜收听同盟国新闻短波,密切关注时局。

但如今一切都变了。老人从尘封几十年的箱笼里,取出陈旧的英国斜纹呢大氅,压满皱褶的呢帽,手中的“司的克”早已不见,改为他儿子在四川买的竹杖,时常恍恍惚惚,自以为还是在1948或1950年,他只在清醒时唠叨说,现在一切都好了,只是没朋友,没有事做。

父亲说,他要做的事,四十年前已做完了。(据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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