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强校筑起国学基石川大编篡多部重量级典籍，为中国文化溯源寻根

川大编篡多部重量级典籍，为中国文化溯源寻根 已经出版的《儒藏》“史部”（全274册）。

古籍所在岗人员合照。

《巴蜀全书》部分出版成果。

愿四川大学继续以海纳百川的精神打造校园文化，使每一位学生成长为有益于社会的唯一。

——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原常务副校长、教授 孟立秋

四川大学上承文翁石室“七经”教育之遗泽，下继锦江书院、尊经书院和四川国学院“保存国粹、弘扬国学”之传统，文运隆盛，名家辈出。

川大人先后编撰出版了《汉语大字典》、《全宋文》、《中国道教史》、《儒藏》、《巴蜀全书》等重量级书籍，为中华民族“溯到源，找到根，寻到魂”。

当前，川大人以入选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名单为契机，遵循“文化强国、文化圆梦”的理念，整合本校“儒释道”学科优势，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川大风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积极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一流大学。

本版稿件采写 王彦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张峥

《儒藏》——千古儒学第一“藏”

2017年9月16日，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四川大学联合主办的“《儒藏精华》出版首发式暨纪念孔子诞辰2568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儒藏》最为精华的部分——《儒藏精华》260册正式出版，全套精装本《儒藏》650余册将于2018年完整推出。《儒藏》编纂是有史以来首次对中国儒学的成果和史料进行系统收集和整理的大型文化工程，是中国儒学历史资料集大成之作和儒学成果的总汇。

20世纪90年代初，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以舒大刚、郭齐、李文泽、刁忠民、杨世文、吴洪泽、尹波等为代表的川大学人以一种“替天地存正论”、“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感，提出了《儒藏》编纂的设想，并于1997年立为四川大学重点课题。四川大学成为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第一个提出修纂《儒藏》并付诸实践的高等学府。

中华文化当代复兴重要成果

由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舒大刚教授作为首席专家领衔编纂的《儒藏》，被列为国家“211工程”“985工程”、山东省“十二五”“十三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重点项目以及中国孔子基金会、贵阳孔学堂“重大项目”。预计收书5000余种，文字总计约5亿字，分装约650册。

《儒藏》编纂工作是一项承前启后的大型工程,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同仁20年坚持为人民做学问，目前已经完成的《儒藏》“史部”274册、“经部”89册，全套精装本《儒藏》650余册将于2018年完整推出，将结束中国有儒无“藏”的历史，与《大藏经》《道藏》三足鼎立，为儒学当代重建奠定坚实的学术和文献基础，成为中华文化当代复兴的重要标志性成果。儒学文献的宝藏正闪耀奇异的光芒,它不仅照亮了历史,也将照亮现在和未来。

结束中国有儒无“藏”历史

盛世修文，中国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党和政府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为《儒藏》工程的实施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四川大学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以来,一直致力于对中国传统文献典籍的挖掘整理工作,先后承担和完成了规模庞大的《汉语大字典》以及上亿字的大型总集《全宋文》、大型类书《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丛书《三苏全书》等国家和教育部的古籍整理课题,其相关成果在海内外享有盛誉。20世纪90年代初，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在初步完成《全宋文》（一亿字）的编纂后，以舒大刚、郭齐、李文泽、刁忠民、杨世文、吴洪泽、尹波等为代表的川大学人以一种“替天地存正论”“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感，提出了《儒藏》编纂的设想，《儒藏》于1997年被立为四川大学重点课题，后来相继被列入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规划、山东省“十二五”“十三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重点项目以及中国孔子基金会“重大项目”。

四川大学走在《儒藏》编纂的前列,成为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第一个提出修纂《儒藏》并付诸实践的高等学府。

独创“三藏二十四目”体例

早在《儒藏》工程立项伊始，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儒藏》编纂首倡者、四川大学《儒藏》编纂首席专家舒大刚教授率先提出了自己独特严谨的编纂体例——“三藏二十四目”。经川大古籍所同仁反复论证，“三藏二十四目”体系被正式确定为《儒藏》编纂体例。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的一套科学合理的编纂体例，既是《儒藏》的重大突破创新之处，也是《儒藏》得以圆满完编的重要保证。

据舒大刚介绍，“三藏二十四目”体系，是把《儒藏》收录的所有儒学文献，分别归入三个大部类即“三藏”，藏为部之别称。三部类即“三藏”，分别是儒经、儒论、儒史，即经部、论部、史部三大板块。“三藏二十四目”体例建构，既吸收了我国传统目录学分类的宝贵经验，又成功借鉴了我国《大藏经》、《道藏》等大型专题丛书编纂的有益方法，同时，根据现存儒学文献全面摸查调研的实际情况，结合儒学研究的现代需要推陈出新，最终形成为一套实用合理、自成体系的创新编纂体例。

早在2005年首批《儒藏》“史部”50册成果出版问世之际，清华大学知名学者廖名春教授就根据既成实例，髙度评价《儒藏》工程的编纂体例称：“在现今已有的种种《儒藏》编纂体例中，最早成型、最为系统、最成熟而且最为切实可行的，是四川大学古籍所的方案。”

《巴蜀全书》——川版“四库全书”

历经七年，基本完成巴蜀古代文献调查，收集各类文献目录1万余种，编辑出版系列图书190余种，阶段性成果超1亿字，发表古籍整理相关论文170余篇，培养古籍整理硕士、博士、博士后共40余人——这是被誉为川版“四库全书”的《巴蜀全书》编纂七年来所取得的成绩。

作为巴蜀首次对本地区文献进行的规模最大、跨时最长、体例最新的整理和研究，由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牵头的《巴蜀全书》的编纂不仅为保存巴蜀文化的文明成果、传承文化历史起到了重要作用，还成为培养蜀学研究人才的新起点，为提升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贡献了力量。

圆梦川版“四库全书”

“任何一次大的文化复兴，都是以历史文献的系统收集整理为基础和先导的。”舒大刚教授和万本根教授在《巴蜀全书》的前言中如是写道。

据不完全统计，巴蜀古代文献多达一万余种，现存五千部以上。对巴蜀文献进行调查整理研究，一直是历代巴蜀学人的梦想。历史上，编纂有各类巴蜀文献的总集、全集和丛书等，但这些书籍或局限于个人著述，或局限于家族作品，或局限于单篇文章，远远不是对整个巴蜀文献进行的系统收集和整理，也没有编成一部卷帙浩繁、具有集成性质的“巴蜀全书”。

从2007年起，四川部分专家就呼吁，要尽快启动对巴蜀文献的研究和整理工作。2010年1月，这一梦想成真，四川省将《巴蜀全书》的编纂批准为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同年4月又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后又成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在四川文化传承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为推动《巴蜀全书》的编纂工作，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大学、四川省社科院等单位组建了编纂领导小组，部署了全省范围内支援和启动该工程的系列方案，集合了上百位专家，省财政还连续给予资金支持。

还原古籍真貌繁荣蜀学研究

现存用汉语言记录的巴蜀文献就超过了5000种，还有大量的巴蜀石刻碑文、少数民族语言及文字文献。而近代对巴蜀文化的研究，其成果多分散在学术机构和个人手中，国家图书馆及四川省图书馆、重庆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等也有部分收藏，《巴蜀全书》编纂者总是有一丝线索，就绝不放弃。为扩大文献的来源，还远赴海外等地寻找资料，并与台湾四川同乡会等筹划复制台湾所藏巴蜀文献资料。

舒大刚说：“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将消失的古籍呈现出来，还要进行严谨的校注、标点等工作。”

《宋会要辑稿》校点本的面世就是这样的标杆。《宋会要辑稿》原书366卷，内容丰富、卷帙浩大，但文字错误繁多，向来难读。研究者刘琳教授等人经历多年工作，撰写校记3300余条，纠正原书时间、非《宋会要》文字、错简条目、行款等错误数万处。

《巴蜀全书》的编纂，直接推动了四川大学“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同时，也直接推动了当代蜀学的研究。这几年培养硕士、博士、博士后共40余人。

舒大刚还邀请了美国、日本等国知名巴蜀研究专家加盟《巴蜀全书》的编纂，与中国台湾等地学者展开交流，以海内外合作拓宽视野，构建起巴蜀研究的宏大格局，形成巴蜀研究的学术高地。他认为，“蜀学”既是学派的概念，也是文化的概念。西汉蜀守文翁在成都创立石室，推行儒化教育，使当时的巴蜀民风丕变，从此诞生了中国儒学的重要流派——蜀学。清后期蜀学特盛，尊经书院、国学院的开办，为四川培养了大批人才，如廖平、宋育仁、吴玉章、郭沫若、蒙文通等，都是引起全国性政治改革和学术转变的领军人物。“蜀学”的一个显性特征就是包容开放而又不断创新。

目前，《巴蜀全书》的编纂工作仍在继续。翻开《巴蜀文献》扉页，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题字道：“巴蜀文化，光垂万世；巴蜀全书，泽被学林。”舒大刚介绍，《巴蜀全书》的编纂还任重而道远。为提高公众对《巴蜀全书》和巴蜀文化的认知度，《巴蜀全书》编纂组还将出版图文并茂、雅俗共赏的插图本《巴蜀文化》小册子，真正让巴蜀文化走进寻常百姓家，成为影响公众的通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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