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滇半秦的父亲

□邓康延

父亲在钟楼修复工地。

我的爷爷、奶奶、保姆和五个孩子。

父亲在工作。

父母和我们三个孩子。

父亲祭扫母亲和三弟的昆明墓地。

陕西交通英模录对父亲的介绍。

父母和收养的小孙女。

父亲走了，留给我恍惚。有一天想问他一件事，回首惊觉空空。

人活世间，时间和空间圈定了命运。父亲28岁从昆明到西安，直至94岁离世，空间上滇与秦约三七分，时间上民国与共和国约二八分。这些比例成为他隐性的生命基因，也影响到后代的时空。

陕西省公路局大院北邻含光门，南邻省医院，我在那里降生，他在那里逝世。2022年1月2日，我乘灵车从医院太平间接他去殡仪馆，一路想着这个环的偶然和必然。

去年清明前，我从深圳返回西安为他庆93岁大寿，并推着轮椅让他去看了陕西省公路局的历史展，在他全国五一劳模的照片前留影，他已不能言语，但还能与我与我母亲微笑。

清明是传统祭祀的日子，也是踏青郊游的时节。古今亲友来往于河山一趟，一次初见，一次永别，想开了是杨柳依依，再一想是雨雪霏霏。

日子像道路一样漫长，却可能骤止于某个路口。一个筑路者，沿途的风景还在，路上的人事已随风而逝，还有点滴飘落在其子心头。

回忆往昔

我上初中时的周末，父亲会叫我去西安南院门春发生老字号打一份葫芦头泡馍，并交代一句：“多要些汤。”陕西泡馍馆有规矩，骨头汤免费添。我自行车驮着高压锅里一份肉半锅汤够一家五口的泡馍。上世纪70年代后期，城镇人口每月四两油、半斤肉。我弟曾因被人诬告碰跌了别人一瓶油，争执过半日。

父亲本是喜爱过桥米线的昆明人，来西安几十年，也嗜好了猪大肠做的葫芦头，可见一方水土可以重塑外乡人。

父母一直兜兜转转在陕北、陕南的沟壑山川修路搭桥，一年回不了西安几回，我和老二妹妹、老小弟弟的童年不是在奶奶和三叔的北京七机部大院，就是在外婆的西安南关正街度过。年少被隔代抚养，生性敏感、柔弱又孤傲。7岁时回西安上南关小学，由于一口京腔，被人起了外号“北京猴”，与人厮打，压地上也死拽敌手不放。身上青一块红一块，外婆心疼地研磨草药热敷。那时候盼着父母的探望，又惧怕父亲的苛责。父母的亲戚们多在运动的漩涡中，只有老小的家就成了信息中转站，邮递员叔叔说南关正街一条街就数你们家信多。外婆又总催着我复信，每次在泡馍碗里奖励一个鸡蛋或晚上一个民间故事。缺失父爱母爱的童年，补偿了忧郁的世情文学。

父亲从技术员、工程师做到总工程师，历时60年。时光地图1厘米，等于图上公路几百里。然而至晚年，他都懊悔上了云大的土木工程专业而非他爱的文科，也像他懊悔婚姻。尽管他最后成为陕西的公路权威，尽管他与母亲一辈子吵架吵成了钻石婚。

我的爷爷去世时，身为长子的父亲才8岁，五叔还在襁褓。爷爷的故交知己凑钱帮着在昆明青云街买下几间房舍，半住半出租维持生计。父亲有次去催收房费，饱受一个国军军官租客的辱骂，回家与奶奶抱头痛哭。奶奶一生未改嫁，拉扯5个孩子全读了大学。父亲之所以攻读土木工程，也为能够快点出来挣钱补贴家用。他给我讲过一个细节：当年他去外地读书，小弟赶上来塞给他一个用边边角角碎白纸订的小本子，让他一时泪盈。

造化弄人，因那几间房舍，解放后家庭被评为“小土地出租”，一个不高不低的尴尬成分，尚属可以教育团结的家庭背景吧，但还是拖累了哈军工毕业的三叔和铁道学院的五叔进步，对教中学的二叔和教卫校的姑姑，还有父亲都产生过微妙的影响，并波及到我。文革开始时我刚上一年级，填写家庭成分的表格时，周光辉老师看到“小土地出租”，眼神掠过一丝不安，但她依然让我当了学习委员。

父亲历经政治运动，小心翼翼明哲保身，只是俯身技术科和工地。他也被批过“白专道路”，却从不曾说过别人什么，宽厚待人也得到宽厚对待，总算相安无事。他在奔波于陕南陕北多年后，调回省公路局，被分配了一间房，那间房里栖身了奶奶、父亲和我三代人。那一套三室单元的另两间住着局长的司机及其儿子。那时母亲是外驻长安公路段的技术员，妹妹寄宿于北京奶奶家，弟弟寄宿于西安外婆家。囿于户口和住房，一个家星散四方。几年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父亲分到一套房，家人才陆续天南地北聚拢。那个年代的中国有着千里探亲的千万家庭，是建国初期、三线疏散等各种社会变动下的派生品，人们属于一堆一堆的螺丝钉。在克服困难也要上的指示下，不断创造出形形色色的人为困难。

那时知识分子被称作臭老九，只因当年有人调侃过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座山雕对杨子荣的一句话：“老九不能走”。父亲本是个性情开朗的人，却常板着脸，过节或来客喝过两杯酒时，有笑有幽默，会背诵陆游辛弃疾苏东坡的诗，会唱英文歌。每逢遇到云南乡亲，他的昆明话就油然流淌。我印象深的是他唱英文的《红河谷》《老黑奴》，背诵大观园五百字长联，还有他上民国小学嬉戏的歌谣：“爹father娘mother，儿在school读book,国文数学都good，只有English不及格。”惹得我和弟妹大笑。

有一次父亲对我说，古诗词的断句大有其妙，比如王之涣的七绝诗《凉州词》就可以变成一首词：“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那时我真是佩服父亲的语文功底，只是今天再念发现，诗变身了词，却漏掉了一个“间”字，那个时间空间的“间”。

我刚参加工作时，母亲看到《云南日报》的征文启事，鼓动我写了一篇投稿，获了一个二等奖，题目是《我最云南的父亲》。父亲的云大老同学纷纷向父亲祝贺，那一次他笑得开心，觉得我多少能够体味他的不易。

那些年城市户口每人每月凭粮本购买28斤粮食，粗细粮对半，甚至苞谷面、高粱面、红薯粗粮达到70％，剩下的才是小麦粉，籍贯南方人可有两三斤大米的指标。父亲嗜米饭，但总是让给更不爱吃面的奶奶，每次出差前还会给奶奶做一锅能吃几天的红烧肉。父亲很小就辅助奶奶当家，上学省吃俭用，袜子也是补了又补。大学毕业工作的薪水多用来养家，一直到弟妹大学毕业自立。自从三叔在运动中遇难后，父亲就把奶奶从北京接到西安，奶奶高龄要回昆明归根，父亲背着她乘火车中转，常常是奶奶要下来走，父亲坚持背一段歇一会儿。他后来说起这段艰辛，还不忘嘱咐我们，他死了也要埋在昆明奶奶的墓旁。

交织和分离

父亲不关心政治，更怕政治关心他，但他并非不懂政治。1976年9月，我刚高中毕业，准备按照全国惯例下乡插队，那天去西北体育场看足球赛，上半场快结束时突然哀乐四起，沉缓的播音腔播报领袖去世的消息，全场顿时肃立，继而无声地缓缓离去。

一个月后，四人帮被抓；再一年后，恢复高考；再一年后，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万物“复苏”。

时代列车在1977换轨，我算是最后一两批下乡的知青和首批恢复的高考生，下乡插队一年饿了半年，饿出了哲学和主义。报考志愿时我犹豫于文理的选择，父亲指着《艳阳天》小说和《朝霞》杂志说，你学文科弄这些东西有什么出息，还是应该科学救国。

我在西安矿院地质系学了四年，又做了10年煤科院地质工程师。这专业就像随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1992年，我终于私奔了文学，父亲不置可否，但他知道我不愿再重蹈他的覆辙。

多年后，我在《凤凰周刊》主编任上看到北京798尤伦斯“改革开放展”，第一幅展品就是《人民日报》头版全黑的吊唁照片，让我又想起了体育场的那个黄昏；又过几年我以策划人身份在798圣之空间举办了《先生回来》致敬展，10位民国先生版塑一字排开，站立在北京文化潮头。我会想到父亲本是民国人，原本也有所作为的，大半辈子在政治运动中东躲西藏，躲进钢筋水泥护佑的图纸。

上世纪80年代起，不关心政治的父亲，政治开始热情关心他了。他升为总工程师，入了党，出国考察路桥技术，作专家评委，进步之快让我想到他在建国前夕上云大时，就是学潮激进青年，晚年忽然时势再造。

一日，我接过他一个怒气冲冲的电话，讨伐《凤凰周刊》的封面故事：“跨过三个世纪106岁的宋美龄”。他讲当年四大家族如何黑暗，他们进步青年如何上街反压迫反饥饿。我缓缓叙说道理：“报道只遵从史实与现实客观，无一字无出处。”听着他依然滔滔不绝，我第一次先挂了电话，留下一句话：“公路你负责，杂志我负责。”

父亲的人生路是和他修的路连在一起的。他最早参与过延河大桥的设计，最后的作品是受聘主持广深珠高速公路的技术工程。开会时只有他一人讲普通话，但他可以慑服任何想偷工减料的工头。有一座望牛墩桥段修建时，他在工地查看时发现水泥标号和钢筋变小后大怒，直接要求返工。多年后父母再去当地，陪同领导还再三感谢这座桥梁的坚固。

他们的道路也冥冥中影响了我的选择。当我铁了心要改行做记者从文时，准备赴京沪寻找大报机会，先来广东探望父母，机缘所在，留在了深圳，也多次行驶过广深珠高速路。父亲在他并不爱的专业上铺了一辈子路，我是中途改了专业的道。这种交织和分离，性格和异化，源于生命的密码还是流年的变异？

父亲晚年有两件大事多次上过报纸，一是他在1988年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获五一劳动奖章。对他的颁奖辞里还有我不知道的经历：五十年代修建滇藏公路获“筑路特等功臣”称号，1971年、1981年两次参与指挥陕南陕北公路桥梁抗洪抢险，获得省上表彰。1985年参与中国首次利用世行贷款修建一级公路招标文本，得到世行认可，为国家争得了荣誉，节省了大笔外汇。担任西三线总工程师所作的工程，获交通部银质奖。

另一件事是他与我母亲在1997年6月清晨的公路局大院门口地上，捧回家一个襁褓里的遗弃女婴。他们像亲孙女一样抚养，在计划生育严控人口的政策下，为报孩子户口，一次次求助各部门甚至上书省长，惊动多家媒体。孙女在慈爱中长大，也反哺体贴爷爷奶奶，填补了我们儿女不在身边的抚慰。爷爷用他几乎一生积蓄为她买了婚房。在他最后住医院的日子，孙女几乎都在他身旁，直至在医院生产下一个女婴，了却了爷爷离世前看到重孙女的心愿。人世的循环，是生命两极的衔接。

送别父亲

在西安冬日封城封院的寒风里，单位发布了“讣告”，我贴出疫情期间从简办丧的“敬启”。父亲火化前一天是元旦，我在即将收去的花圈前默立，上边写着我为父的一副挽联：“一生路桥跨越三秦沟壑坎坷，百岁慈爱福泽四代日月山川。”当我在暮色里转过身，发现身后站着一位陌生的老人，他戴着口罩附在我耳边说了一句：“你爸是个好人。”我积聚好久的泪水一下涌出。

元月2日晨，殡仪馆派车从医院到殡仪馆。我须选择冥品及服务：花圈、骨灰盒、纸棺、焚化炉和告别厅皆有级别，使得冥业社会最后衔接了人间等级社会。在最后焚烧炉选项，我选择了最贵的专属厅，一天只烧一炉，不用排队，骨殖收拣纯净。这次我未与老父商量。儿子为一生节俭的父亲最后做了一次主。

我今天忽想到，父亲在殡仪馆还留下最后一条遗言，那就是空旷。在西安疫情严峻封城的10天后，2022年1月2日10点到12点，我目所及和所闻，西安南郊最大火葬场的葬仪不到10场，多为去世的老人，并无新冠病逝者。

封城反倒诗情多。元月5日夜，我疾就一首诗并附注：送父最后一程后被封步长安；天让家中陪伴老母，事生故都心头怅然。一壶闷酒，泾渭翻卷，天念长安，长安念人。遂有《因果长安》：

长安不因帝王而长安

长安不因风水而长安

长安不因天气地气而长安

长安没有十三也是一长安

长安厚土种了麦子种浩然

长安横渠灌出四句还灌太平年

长安忆旧忆了曲江忆秦娥

长安道直直了性情直言司马迁

长安看见卖炭翁

警告天下寒

长安看见兵车行

预见无人烟

长安满城花想容

一日看也看不完

长安喝了酒

安能摧眉折腰事 不得开心颜

长安有仁不能饿死人

长安风口不能让人不言传

长安骨硬不能见官见钱软

长安风仪寸心纵横八百里秦川

长安干吃辣子只拌盐

长安爱蹲板凳敢拍案

姜太公钓鱼直勾钩

老子倒骑青牛也能走直线

秦直道截停秦二世

春秋书滋养耿直汉

马踏匈奴直着往上踏

汉赋唐诗斜阳一道照直念

东边集结兵马俑

西边躺平五陵原

南边终了终南山

北边偎了渭河滩

灞上有柳也有宴

送过故人送江山

但存悲天悯人山河鉴

一石一浪一天然

谁若不把人当人

人就让他不长安

西安不下雪

哪里像长安

我的故乡曾经八水绕

其实活人只需无愧天地一老碗

晨钟暮鼓惊醒国运和人运

千年四季十二时辰一句言

悲也好喜也好

平常无常还需常人念

但有长安常能思不安

才能条条大道通长安

老父西行廿一天的夜，我与母亲在院子里散步聊天，看了月亮两度圆过，深觉它普照世人的圆缺，千古常润。这是我从小长大的地界，虽然高楼混杂得已非故园；向南三四百米的省医院是我降生处，又因父母一辈子搭桥修路，我又去了远方。心头忽地涌出几句话，不是诗，就像与父的对话，记作《祭你》：

爸

我用陕西话云南话普通话

再叫不醒你

你带我来 我哭

我送你走 我还哭

这世间还能平和一点吗

你入炉时

他们说要解寿衣扣 你才能走

我摸到你身子冰凉的柔软

你出炉时

我见你一生嶙峋的骨架

大理石板上苍白如云

我轻轻抱一盒的你随母回家

看着树、楼和公路寸寸后退

想你多年前抱我出产房的样子

你修了一辈子路

最后这一段西安封城的路

从未有过的满目空旷苍茫

爸

父子一场

临别无憾好吗

生来相会误会也会意

于家于国于无影

爸啊

父亲70年献身全省公路桥梁建设，我送他最后一段里程时，他这个能听秦腔的昆明人，窗外是他一辈子都未遇过的白日空旷和元旦苍凉。

早年我曾在书里写道：“父亲在甘肃出差时，偶听得街头秦腔老艺人寒风唱晚，一时泪湿襟前。滇人久居秦地，便将滇剧与秦腔混着听，且柔且刚。”想他当时身处异乡之异乡，猛有秦腔灌顶，当是搅动了他“却望并州是故乡”的乡愁吧。

南下回返第二故乡深圳的高铁上，山水转换，但觉所谓命运，不是漂就是泊吧。想到三年前恰是在西安书博会上首发我的集子《歌词独白》，我念过一首诗，正可清明时节遥祭老父，祈福故乡。

《关中关中》

出皇帝也出百姓 关中

出小麦也出红杏 关中

出秦腔也出皮影 关中

出红颜也出弟兄 关中

关中的兵马俑驮着唐三彩

关中的太白雪扬着灞柳风

关中的西凤酒就着羊肉泡

关中的西安事变远咧唐僧取经……

关中关中关中

关得住西风关不住红中

关得住渭水关不住秦岭

关得住往事关不住旧情

关得住关中

关不住关中

我亲亲的父母一样

兄弟一样

妹子一样的关中

二〇二二年清明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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