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文学的朝圣

王旺山

辛丑年冬月初九，是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到的日子。寒风料峭，但每个人的心都是热的——因为文学，我们享受到了贵宾的待遇；因为文学，大家彼此间少了些许的客套和生分；因为文学，时隔20多年我又回到了暌违的北京——这里曾经是我当兵的地方，也是我懵懂闯入文学殿堂的起点。但这次回归，与以往的来京办事又有着截然不同的感觉，一种崇高而又荣光的气息在未来的几天里，始终充溢着我的周身，激发着我的荷尔蒙。以文学的名义相聚在人民大会堂，近距离聆听国家领袖的讲话，必将是我一生的荣耀和记忆。

此刻的北京城，车窗外灯影变幻，祥和里透着一缕神秘。尽管暮色苍茫，但却能明显感觉到一种辽阔而深邃透过渐渐低沉的夜色轻盈弥漫在视野里，丰沛的现代气息，扑面而来。与十三朝古都相比较，少了一分静谧，多了一分喧嚣的味道。对于北京，我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在我的前半生有太多的记忆与这里有关，甚至我的人生边界，抑或高度都与这里的记忆骨肉相连。本想随着岁月的斑驳，这里的喧嚣与繁华会离我远去，未曾想在2021年的岁末，却因为文学再次激活了我的记忆。那些渐行渐远的影像此刻却渐渐回到我的脑海里，在我几近冷漠的心灵上复活成一波又一波甜美的浪花。

在随后的几天里，我们与北京、辽宁、江苏、山东、河南、解放军等11个代表团的360多位代表住宿在距离天安门广场不远的首都宾馆。因为疫情，大家都戴着口罩，熟悉的人尚可认出久违的文友，其他人彼此之间则成了擦肩而过的陌路人。尽管这样，似乎并没有影响文学大咖们熠熠生辉的光芒。体会最深的当数我们陕西代表团的贾平凹团长。他走到哪里，都会伴着一声惊呼，三五个甚至更多的外省代表蜂拥而上，争着合影。

在代表花名册上，我看到了许多著名作家的大名。惶惶中，我犹如一只无意间跑进大森林的松鼠，东瞧瞧，西瞅瞅，满腹的清新与好奇。一个基层的普通文学作者，一个深耕文学四十年的农夫，一个怀抱文学梦想的爱好者，尽管被疫情困顿于一隅，但一众文学大咖们带来的连串惊喜，顿然消解了疫情带来的落寞。在会场，我遇见了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时的朱向前老师。

朱教授是著名的军旅文学评论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从军艺副院长的位子退休后，常年居住在江西老家的一处庭院里，人虽然离开了北京，可心还在文学，还时时关注和参与着军队抑或地方的文学活动。会议间隙，还先后邂逅了几位喜爱的文学大家。一位是我的学长，诺贝尔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我喜欢他天马行空般的叙事风格，喜欢他特立独行的文学气质，喜欢他诙谐幽默的人生格局；一位是我在部队服役时就比较喜欢的女作家迟子建。可以说，出生于漠河的迟子建是当代文学的一股清流，不论是作品，还是作家本人，都散发着来自雪国的清澈与爽朗。尤其是她的作品，始终洋溢着一种俊朗、丰饶，而不失柔美的气质。在大厅休息时，我又先后和江苏省作协主席、南京大学教授毕飞宇，清华大学教授格非邂逅并合影。两位都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尽管是冒昧索照，但都和蔼得几近慈祥。在餐厅，路遇了刚刚离开陕西，在中国剧协任职的“文学新星”陈彦。尽管不是很熟悉，但乡情自然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所以倍感亲切。一天中午就餐，无意间与老作家王蒙同桌。言谈间，完全看不出先生已是88岁高龄的老人。据说，老先生新近还有一部长篇小说《猴儿与少年》已经付梓，单讲这勤奋的劲头，已让我辈汗颜，无地自容了。除了王蒙先生，凑巧我喜欢的几位大家这次都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这既是众望所归，也是中国文学之大幸。

正值传统佳节，也是虎年立春之日，冬奥会在北京隆重开幕，三喜临门冲淡了窗外的严寒，一扫疫情带给国人心灵的雾霾，我分明听到了春雷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在脑际隆隆轰响，响彻云霄——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春和景明的季节。

祝福祖国繁荣昌盛，蒸蒸日上。

春天来了，我们一起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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