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教人做人

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单是一个货字，便有很多种，有些是急货，好像美女初长成，刚刚及笄，便人迹板桥霜，长亭连短亭，要穿过大半个中国，去鸡声茅店月下花好月圆。有些是慢货，自认奇货可居；门泊东吴万里船，她说我刚刚成年，你万里船开来，你万里船开回去，轿夫催得蛮急，新娘在闺房梳妆打扮，偏偏要慢条斯理。自然，有些是不货，不是他不想货，而是人家不买他这个货，他一天到晚骂骂咧咧，骂不识货。

李廌是急货，也怪不得，他是好货，心情急一些，是常态，“廌少时有急进好名之义，献书公车者三。”李廌六岁而孤，家境非常困难，但写起文章来，倚马可待，一挥而就，不说是千古绝调，至少也是万人无敌，苏轼便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万人敌”，文章可敌万人焉。

李廌虽则公车献书者三，却是“多触闻罢”，碰了很多钉子，他不甘心，他听说了，为人进去的前门紧锁着，为狗进去的后门敞开着，他便左腋夹一卷诗书，右手提一箱西凤（他是陕西人），“复多游巨公之门”，一边厢唱高调：生不用万户侯；一边厢低下眉：但愿一识韩荆州。

李廌不被韩荆州识，却被苏东坡识了。李廌之文，“笔墨翻澜，有飞沙走石之势”，东坡读了，拊掌击桌，“子之才，万人敌也。抗之以高节，莫之能御也”。苏轼识李廌，是真相识，一者，识其才，是万人敌；二者，识其品，是万人媚。那么高才，去媚谁啊，有必要去媚谁呢？

苏轼识此时之李廌，是有才而无节。苏轼收李廌为学士，不教他作文，专教他做人，“如子之才，自当不没，要当循分，不可躁求，王公之门，何必曳裾也。”穿着裙子，到王公家去唱歌，大失风格，到贵胄家去跳舞，太失风度。有才人当粪土当年万户侯，才那么高，急什么急呢，文人当有所知，有所耻，有所尺，有所嗤，有所矜持。

李廌听了，脸红了好一阵。“尔后常以为戒，自昔二三名卿已相知外，八年中未尝谒一贵人。中间有贵人使人谕殷勤，欲相见，又其人之贤可亲，然廌所守匹夫之志，亦未敢自变也。”以前是放低身段，放低眉眼，到处去干谒，到处是跪求，现在是公卿来找他，他也挺直腰板，匹夫之志不可夺也，不让人夺也。

一个人当人，不当狼虎，也不当狗彘，也是要有师傅教的。苏轼上可与玉皇大帝下象棋，下可与街头乞丐碰杯子，中可与文人学士对诗词。有人背对着王公大臣，头拗过去拗过去（面对，便是低下去低下去），装狂奴故态，显名士形态；对着贫下中士，二郎腿翘起来翘起来，做贵胄故态，显大咖形态。东坡不，东坡对所有人，都是一脸微笑，不媚笑，不傲笑。苏轼，不做名士，也不当霸士，他就当一个人，把自己当人。苏轼不当绅士，不当名士，他当人师，他当君师。

苏轼不曾站讲台上当过老师，却有苏门四学士，“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知之又教之。考苏门四学士行状，没有一个当了奸臣，做了人渣。宋朝最喜欢将人分奸臣与忠臣的，动辄把人列入奸臣传，苏门四学士，却没一人被定为坏蛋，被称为垃圾人，皆源起苏轼当文章老师，更当人格大师。苏轼不仅有苏门四学士，更有苏门六君子，除秦观、张耒、黄庭坚与晁补之，还加上李廌与陈师道。苏轼教人做人，如何教？看他教李廌便知。

经师多有，人师罕见。教课本的老师，多又多；教人本的老师，少又少。其中故是，“经师易遇，人师难遭”。人师其人不足为人，做不了好人，自然难做人师。苏轼做人，做得蛮好，其为人可做人师。（摘自《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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