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平凡世界里的不凡人生

王刚

又回到了熟悉的都市。一切都让人感到眼花缭乱，到处是匆忙或悠闲的人群。矫健潇洒的青年人，满面红光的中年人，自得其乐的老年人。洪水般的车流，蜂窝似的噪音。最让人眼馋的是街道两边店铺里堆积的那些吃喝。平时身处城市，对于那些陈年积月的副食品并不会产生兴趣，但对一个啃了许多日子冷馒头的人来说，一切都是美味珍馐。

……

无论如何，城市是人类进步的伟大标志。久住于其间，也许让人心烦，可一旦离开它太久，又很渴望回到它的怀抱。当你从荒原上长时间流浪后重返大城市，在很远的地方望见它的轮郭，内心就会有许多温暖升起。

—路遥

今天，是路遥诞辰72周年纪念日。路遥的生命虽然只有匆匆42年，但他的作品、他的精神，却照亮了无数读者的人生道路。

西安建国路83号，曾是爱国将领高桂滋的公馆，很早就捐给了国家，后来成为陕西作家协会的办公场所。这座石质二层楼的方形建筑，因柯仲平、柳青、杜鹏程、胡采、王汶石等知名作家和《延河》文学编辑部被文坛与大众读者熟知。

1973年《陕西文艺》（即《延河》在“文革”期间的改刊版）创刊号上，路遥发表了短篇小说《优胜红旗》，这是路遥第一次在公开刊物上发表小说。从此，路遥进入了《延河》编辑的视线。

1977年，路遥在《延河》编辑部当了一名文学编辑，直至成为陕西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从“延河”到《延河》

1973年9月，路遥进入延安大学学习。从闭塞的小城延川到革命圣地延安，路遥开始了他新的学习与生活的征程。

大学时期的路遥，大多数时间是在阅览室、图书馆度过。他曾说：“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鼎盛期，出了不少好的作品，我要回到那个时期，和作家分享那酸甜苦辣、喜怒哀乐。”路遥大学同学白正明在《路遥的大学生活》一文中回忆：“一本接着一本读，有时在教室，有时在宿舍，有时在杨家岭革命旧址，像久旱的庄稼苗遇上了一场垧雨，尽情地汲取着水分和营养。”“延大是读书的好地方，依山傍水，特别是夏天，延河滩里清新凉爽，杨家岭上松柏翠绿，环境十分幽雅。”

路遥是一个视野开阔、知识丰富的作家。白正明回忆，有一次，路遥与几位爱好文学的同学交谈读书体会时说：“读书要有收获，就要按文学发展史的每个阶段、每个流派的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去读，并要对你喜欢的作品重点地钻研，要会享受、会浏览、会大拆大卸。”大学时期，路遥的床头经常放着两本书，一本是柳青的《创业史》，一本是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两本书路遥百看不厌。

1974年冬，路遥在西安参加文学活动时，《陕西文艺》编辑部主任董得理询问他，愿意不愿意到编辑部来帮忙工作一段时间？即将放寒假，这对路遥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当时，《陕西文艺》由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主办，编辑部设立在西安东木头市的172号院里。编辑部的人员实际上是原《延河》的班底：主编王丕祥，副主编贺鸿钧（贺抒玉）、王绳武；编辑部主任董得理；小说组组长路萌，副组长高彬；诗歌组组长杨进宝；评论组组长陈贤仲。

《陕西文艺》编辑部以“开门办刊”走出去、请进来，给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以“掺沙子”的名义借调路遥去当见习编辑。《陕西文艺》编辑部为文学新人的成长和发展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前后被抽调到编辑部的作者有：路遥、白描、叶延滨、叶咏梅、牛垦、徐岳、王小新等。

在《陕西文艺》见习的日子，路遥不仅近距离接触到文学前辈，还见证了文学从“文革”的灾难中复苏到取得发展的重要历史，同时，他还从文学前辈和优秀的编辑那里，听到许多他所不知的作家和作品。作家王作人在《难忘路遥》一文中写道：“路遥在编辑部实习期间，最作难的是星期天，没地方吃饭。招待所（陕西文化局招待所）有食堂，但饭菜贵，又不合他口味。我们局（西安市公安局）机关食堂还可以，饭菜也不算太贵，另外，我经常有些误餐补助。所以，每到星期天，我就叫他到我局里来吃饭，一般都是一人一个菜、两个馒头，再加一块粗粮发糕。有一次，我的细粮饭票用完了，买了四块发糕。路遥吃了几口说：‘怎么还甜甜的，比老家的发糕好吃。’我说：‘好什么？是人家放了些糖精，你肚子饿了，吃什么都是香的。’”

1976年，路遥毕业时，时任主编的王丕祥及贺抒玉亲自去陕北，在分配方案已经确定、学生全部留陕北的情况下，说服校方将路遥争取到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任《陕西文艺》（1977年7月《陕西文艺》恢复原名《延河》）编辑部小说组编辑。

路遥是小说组初审编辑，每天要从大量的初稿中，将感觉上乘的稿子签送到小说组组长那里。贺抒玉说，路遥遇到有些创作基础的作者来稿需退，常会认真地写一封鼓励作者又意见中肯的退稿信。就这样，路遥从延川《山花》到“延河”，从“延河”到《延河》，从见习编辑到初审小说编辑，最后成长为小说组组长、专业作家，一步步迈向中国当代文坛。

早晨从中午开始

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在她的《文化模式》里说过：“每一个人，从他诞生的那刻起，他所面临的那些风俗便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

《早晨从中午开始》是路遥对往事祭奠的心情完成的人生“绝唱”，主要记录了作者创作《平凡的世界》的背景、思考、经历及情感。5万多字的《早晨从中午开始》以随笔的形式，返璞归真的真情流露，真实而鲜活的路遥渐渐跃然纸上。

据《路遥的时间》作者航宇在书中描述：路遥获得茅盾文学奖后，文学青年、出版社、杂志社以及报社记者接二连三地登门拜访，向他约稿、做访谈，邀请他参加会议或研讨会。路遥有些招架不住了，可他还必须面带微笑，耐心解释，稍有不慎，就会引来各种非议，他真是有苦难言。因此他特别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躲几天，一心一意地把他那些事做个了结。于是，路遥找来航宇，让他去省委招待所替他登记一间房子。

路遥在航宇为他登记的单人房里住下，一边写作《早晨从中午开始》，一边整理他的文集，全身心地进入工作状态。他对航宇说：“我住在这里少了在家里那些烦恼和干扰，工作效率非常高，照这样下去，有十来天时间就可以把这些事搞完。如果我住在家里，基本什么事也搞不成，一拨人走了又一拨，把你整得能哭下……”

“在我的创作生活中，几乎没有真正的早晨。我的早晨都是从中午开始的。这是多年养是的习惯。”这是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的第一句话。路遥通常要创作到深夜两三点，甚至四五点后才搁笔入睡，天亮以后才睡觉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第二天午饭前起床，一杯浓咖啡以后，他的早晨才真正开始。喝咖啡，算是路遥的一个城市爱好。在他看来，即便是中午起床，只要喝上一杯浓咖啡，就足以证明自己同别人一样拥有一个真正的早晨，也更像城市人一样地生活。

事实上，路遥作为一名徘徊于陕北和古都西安的“两栖人”，他的作品几乎都是写城乡交叉地带这种“两栖人”的生活，可以说，城乡的“交叉地带”是他瞭望社会与人生的一个重要窗口。他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大多是像他一样出身于农村的文化青年。他们在乡村中带有精神上的优越感，但在城市中又有一种压抑和自卑感。这些在路遥钟爱的“人物”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作家自己的影子，对他们也有深切的“理解式”的同情。他在1980年写给好友曹谷溪的信中就曾指出：“国家现在对农民的政策明显有严重的两重性，在经济上扶助，在文化上抑制，这就造成了大量有文化的人将限制在土地上，这是不平衡中的最大不平衡。”

路遥在生活的陕北城乡地带留下过辛酸、迷惘、欢乐和奋斗的足迹。路遥在《关于〈人生〉和阎纲的通信》中写道：“相比而言，我最熟悉的却是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因为我曾长时间生活在这个天地里，现在也经常往返其间。”他深有感触地说：“由于城乡交流逐渐频繁，相互渗透日趋广泛，加之农村有文化的人越来越多，这中间所发生的生活现象和矛盾冲突，越来越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在这座生活的‘立体交叉桥’上，充满了无数戏剧性的矛盾。”

在路遥最为著名的两部小说《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中，我们明显看到高加林和孙少平两个农村青年都向往城市，憧憬城里人的生活，想走出农村，擦除掉命运在他们身上镌刻的乡土的印记。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借用孙少平的口吻道出：“我迟早要扒火车去外面的世界。”不管是高加林，还是孙少平，路遥对这些人物都抱以兄弟般的理解与宽容，他沿着这两条脉络，写出了“城乡空间”的灵魂。

路遥一步步从社会最底层努力奋争，成了住在作协大院的城里人。但这并不能满足他的精神追求，他要灵魂深处的脱胎换骨。在选择婚姻时，找了北京知青，想加速他的蜕变。路遥在创作《人生》期间，在现实同步上演着他为弟弟王天乐“走后门”安排工作的故事，他曾先后向曹谷溪写了六封书信，反复提及给自家弟弟王天乐安排工作的事情。最终通过时任延安县委书记张史杰的关系为王天乐找到了一个煤矿工人的职位，使其成功跳出了“农门”，后来王天乐又被调入省城当上了记者。而对于《平凡的世界》这个不尽合理的结尾来说，它既不现实也不理想，恰好反映出作者路遥精神世界中的现实主义精神与理想主义精神的矛盾。

现实中，路遥如他作品中的人物一样，处于“城乡交叉地带”的边缘。去北京领茅盾文学奖时，路遥仅带了一个帆布挎包，穿着十分朴素，就像一个去赶集的乡下农民。在《关于〈人生〉和阎纲的通信》中路遥这样表达自己：“我是一个血统的农民的儿子，一直是在农村长大的，又从那里出发，先到小城市然后又到大城市参加了工作。农村可以说是基本熟悉的，城市我正在努力熟悉着……我较熟悉身上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这是我本身的生活经历和现实状况所决定的。”

为了了解书中孙兰香和金秀的大学生活，他去了西北工业大学，熟悉课堂学习、生活起居、课程安排、场所方位，全天的活动等等。并且和师生交流思想，了解学生的家庭、理想、恋爱以及对现实和未来的看法，最后将所有搜索到的材料汇总，装入“大学情况”材料袋。路遥的“城乡交叉地带”是专属于他的精神故乡。不管路遥身在陕北乡下，还是在西安的作协大院，他的“城乡交叉地带”紧跟时代变化，敏锐地捕捉到了社会巨变的气息，将城乡关系的动态化历史过程生动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表达出来，是当代文学中的一种创新。

路遥最后的日子

1992年8月6日，路遥因出版自己的文集，乘火车赶赴母校延安大学筹集经费。从西安到延安9个多小时的车程，路遥一路一直躺在卧铺上，连水也没喝一口。到延安火车站后，他被人抬下车，随后送往延安地区人民医院。医院的检查结果是：肝硬化腹水，还有黄疸病。之后，路遥开始在延安地区人民医院接受治疗。9月5日，路遥返回西安住进了西京医院传染科七号病床的病房。七号病床是当时传染科唯一一个外宾病房。病房位于西京医院的东边，一排坐南朝北的平房，门前有一片绿化带。

西京医院已退休的西北传染病专家、老主任阎荣教授，段满堂教授、康文臻医生亲自为路遥诊疗。据康文臻回忆：“当时他肚子胀得高高的，脸黄得发亮，滴水不入，经常昏迷。我第一次进他病房时，他还清醒，我对他说，我姓康，是你的主管医生，他点点头。问他病情，他讲了，但是思路混乱，讲不清楚，他病得太重了。”当时的传染科护士长魏兰娉说：“初见路遥，典型的肝病面容：灰黑的脸色，黄染的巩膜，紫红色的肝掌。他用低沉的陕北口音、憔悴低迷的神情和我作了第一次交流，看上去比照片明显要瘦些。那个与命运抗争、与苦难搏斗的‘少平’，那个对贫困有着深切认识、对生活有着深邃理解、对精神世界有着执着追求的路遥，和面前这位病人丝毫搭不上调儿。”她后来在文章《路遥最后的时光》中回忆：“护理组也安排了技术最好、责任心最强、具有丰富临床护理经验的护士给路遥当责任护士。大家把对路遥的崇敬全部投到了对他的救治中。”

路遥住进来以后，西京医院先后组织了七次院内会诊，还邀请中医科、消化内科等有关科室的专家教授，汇集多方的智慧和经验，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使用最好的药物，试图向死神发起一场艰苦的争夺战。

之后，因胞弟王天笑的到来，路遥从外宾病房搬到了紧邻的5、6床病房，这是传染科对路遥的特例，允许陪护人陪住。

路遥在西京医院传染科住院的3个月时间里，住院医生康文臻，经常给路遥带各种各样的饭菜，几乎天天如此，不曾间断。路遥在康医生的关怀中，看到了刘巧珍的影子。

经过一段时间治疗，路遥的病情一度得到很好的控制，脸上渐渐有了笑容，还拿出几套《平凡的世界》认认真真地签上名字，分别写上不同的话语送给他的医护人员……他给护理组的签名是“愿生命之树常青”。

11月17日凌晨4点，弟弟王天笑给路遥揉肚子，感觉不对。凌晨5点，路遥昏迷，弟弟王天笑找大夫抢救，路遥在病床上痛苦地抽搐和呻吟，缩成一团，临终前给守候在身边的弟弟九娃（王天笑）说：“爸爸妈妈可重要哩……爸爸妈妈可亲哩。”这是他对人生的眷恋，对生命最后的遗言。

8点20分，路遥的心脏停止跳动。医生不甘心，仍然不放弃，继续抢救了70多分钟，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让路遥的心脏重新跳动起来。9点35分，医生无奈宣布：路遥死亡。

路遥，这个生活在黄土地上农民的儿子，带着青春的激情、痛苦和对文学的幻想，从穷乡僻壤的陕北高原走到千年古都西安，带着抑制不住的情感冲动。他体验了“在困难的日子里”的艰难生活，走出了顽强不屈的“人生”，在“早晨从中午开始”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平凡的世界”——充满艰辛的生活与不平凡的创作之路。正如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所说：“我对命运的无情只有悲伤和感叹。是的，这是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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