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一代人的青春故事 长篇小说《濯心年代》读后

厚夫

被誉为陕西“当之无愧的当代历史小说大家”的著名作家杨焕亭先生，在为读者奉献出《汉武大帝》《武则天》《汉高祖》等历史题材长篇小说之后，又推出长篇小说《濯心年代》。这部小说我读过两遍，这也是我近年来认真读过两遍的为数不多的长篇小说。我的感觉，杨焕亭先生不仅擅长宏大历史题材叙述，也擅长现实题材小说创作。这部书写一代“工农兵大学生”群体命运的长篇小说，既是高蹈理想主义的书写，也是一曲低沉雄浑的“青春祭”。

西方著名美学家克罗齐曾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于杨焕亭先生这样一位深谙历史叙事的作家而言，他自然知道选择书写一代“工农兵大学生”的人生故事意味着什么。因为这个群体因历史错位而带来的酸甜苦辣与特殊的人生际遇，外人是无法品尝到的。而作为一位深刻感受过这个群体温度与情怀的作者，在人生老境时把目光坚定地投向那个苍凉与苦涩、激情与辉煌的青春岁月时，这本身便具有了意义。

这部长篇小说故事的起笔是1975年7月，某省北方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在毕业分配前所形成的一场“毕业风波”。在城乡社会差距严重的“文革”后期，大学生分配到不同层次的单位，就意味着对于社会资源不同的占有程度，分配自然是毕业生所最关心的事情。在这场“毕业风波”中，中文系以号称“颜回”的卢新华为代表的“四大才子”悉数出场。莎士比亚言：“一切过往，皆为序章。”他们的不同分配去向就决定了他们的不同命运，这群工农兵大学生的苍凉“青春故事”也就此开始。

就这部长篇小说故事逻辑而言，卢新华无疑是作者倾注心血着力塑造的核心人物。他早在上大学前就是关中平原甘亭县广播站有名的“工分记者”。上大学后，他无意于派系斗争，而心无旁骛地阅读与写作，并在学报发表《论李白的人格与作品》，表现出极好的研究才能。在目睹“毕业风波”后，他毅然决然地选择追随爱情，去女友林媛媛“社来社去”的秦城地区黄原县，担任县广播站编辑。在黄原县工作一个月，他就敏锐地发现并撰写秋雨中舍己救人壮烈牺牲的女共青团员苏娅事迹的人物通讯《闪光的青春》，并在省报头版头条刊发。他虽然在业务上站稳脚跟，但因出了风头而处处受到同事的嫉妒与挤对。婚姻失败后，卢新华主动申请到黄原县偏僻的御道公社下乡，并与《秦城日报》记者任晓霞合作，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人物通讯《将诗篇写在大地上》……

当然，作者还书写了一群围绕卢新华故事推进展开的几位大学同学的人生际遇。被誉为“亚圣”的田黎民是位老实持重的老大哥，他分配到省出版局后，在新时期又重回大学，成为原来老师、现任北方大学校长的研究生，开展民谣与民众舆情心理研究，并登上国际会议的演讲台；被誉为“子路”的程林，分配到省报后，因帮助卢新华发表通讯得罪领导，被发配到省报农场劳动。而“四大才子”中作为书法家的冯晓白，在长期的官场生涯中心态扭曲，想方设法在仕途上一路狂奔，最后因倒卖文物、受贿、渎职等罪锒铛入狱。这批“工农兵大学生”同学中，一心想回到省城的林媛媛，以委身于人、家庭破裂的方式回到省报，其灵魂却永远受着煎熬；曾在大学时风头出尽的“三种人”李波，在经历新时期的牢狱之灾后，成功转型为一名优秀的律师，用法律捍卫人的尊严；追随李波到三边的团支部书记叶子，组织女子治沙突击队，却因寻找迷路姐妹最终葬身沙漠；本来已经内定留校的北京知青王丽萍，因“毕业风波”再到陕北乡镇中学任教，在返城的前一天因抢救学生而瘫痪，后来成为省内一位知名作家，用文字讲述青春往事；陷入单相思的痴情女子张玉琴在对梦中情人的守望中，也遭遇事业的坎坎坷坷，但最终收获到甜美的幸福……正如作者所言：“这些用热血燃亮生命之火的青春之躯，在尴尬的生存与环境的激烈冲突中，寻找和求证自己在这个拥挤的世界上的位置，演绎出一个个动人心魄、催人泪下的故事：曾经相爱的，在风雨旅程中走向情感的两极；曾经崛起的，在‘权力’和金钱的诱惑下走向沉沦；曾经陌生的，在灵与肉的蒸腾中拥抱在一起；曾经暗淡的，在血色的早晨走向人格的辉煌……”这群贴有“工农兵大学生”标签的特殊群体，带着尴尬的身份，在各自的道路上以不断自证的方式奋斗与前行，其人生境遇真令人感叹唏嘘。作者还精心塑造了谭丽明与任晓霞两位奇女子，某种意义这既表达一种梦想，也给小说增添一抹亮色！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深谙我国基层文化，并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黄原县广播站这个偏僻小县的基层单位，拥有许多地方普遍存在的不思进取的庸人政治。卢新华这位富有激情、长于通讯写作的大学生在省报头版头条刊发通讯后，不仅没有掌声，反而引发更强烈的妒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这种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中庸思想与文化戾气，也成为卢新华这位优秀人才心情长期郁闷、英年早逝的一个重要原因。作者不断以广播站院中的“葡萄文化”作为象征物，进行丰富的文化暗示，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有意味的是，作者用开篇三章笔墨书写“毕业风波”，以及在故事的推进中花大篇幅文字书写林媛媛一心想返城、甚至不惜委身于别人而达到目的行为，这均是当年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资源不均所导致的结果。其实，这些问题早在我国古代社会也普遍存在。古诗云：“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草”“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古人既发出对社会制度不公的愤懑，也提出了自我进取的功利路径。当代作家路遥先生中篇小说《人生》，也讲述了农村有志有为青年高加林如何不择手段进城、以及城市抛弃他的故事。好在随着我国小康社会的建成与城乡一体化的有效推进，城乡之间的巨大鸿沟已经不复存在了。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在杨焕亭先生关于特定年代一代人青春故事的书写中，也深切感受到我国城乡社会一体化推进的重要性。

现实主义小说的功力，在于“像历史的书记官”那样真实地记录历史。杨焕亭先生不仅以丰富与细腻的文笔书写了中国社会一代曾处于边缘位置的特殊群体——“工农兵大学生”的人生故事，更谱就了一曲沉郁低回的“青春祭”。诚如作者所言：“青春：永远属于诗和远方。”是的，青春永不散场，永远活在人们的记忆中，尽管它的形式与内涵各不相同。 （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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