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已无陈忠实 精品为王方正道（上） 重读《白鹿原》

□冯晓澜

2016年4月29日，平生仅有一部长篇就在当代文学史留下浓重印记的陈忠实驾鹤西去，回到他魂牵梦萦的白鹿原。斯人已去，转眼五年。纪念他最好的方式，那就是如他所说“到《白鹿原》中找我去”。

《白鹿原》是陈忠实文学创作耕耘一生的巅峰之作。它以男主白嘉轩为叙事核心，以陕西关中平原上素有“仁义村”之称的白鹿村为背景，以白鹿两家矛盾纠葛组织情节，以反映白嘉轩所代表的宗法家族制度及儒家伦理道德，在时代变迁与政治运动中的坚守与颓败为叙事线索，细腻而深刻地讲述了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情仇。小说看似呈现了建基于乡土中国形态之上的颇具典型性的家族纷争，实则因其史诗般的宏阔笔触，书写并折射了中国社会从清朝末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剧变，因而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乡土中国的家族小说，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不可多得的一部杰作。

《白鹿原》成功描绘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真实文化状态，以历史的混沌性和丰富性，使这部偏重于感性和个人主义的历史小说既成为一部家族史、风俗史以及个人命运的沉浮史，也成了一部浓缩性的民族命运史和心灵史。它犹如恢宏、悠扬的黄钟大吕，演绎着白鹿原半个多世纪多姿多彩的沧桑巨变，穿过历史的滚滚风尘所发出的隆隆足音，以历史的厚重感和对现实的观照撞击着读者的心扉。

白鹿原这个历史的小舞台，浓缩了中国农民最本原的生存状态和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这一切都是依赖于活生生的人物群像的塑造来完成的。的确，小说也塑造了白嘉轩、朱先生、鹿子霖、鹿三、黑娃、田小娥等一批鲜活复杂的人物。这些具有深刻历史文化内涵的典型形象——让我们过目难忘。但它真正的成功之处，却是以严谨的现实主义笔触、以奇诡的浪漫主义想象，完成了对中国民族文化之根的探寻和挖掘——那就是对民族脊梁的赞颂与抒写：

“白嘉轩就是白鹿原。一个人撑着一道原”，我们也由白嘉轩的命运窥见旧式乡村的解体与新生。

一

老族长白嘉轩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关中汉子，行事光明磊落，胸怀仁义之心，以德报怨，好面子，属于有原则认死理的人。他不苟言笑的举止、笔直的身板，矗立在关中大地。他以汉文化深厚的底蕴为依托拟定“乡规民约”，整顿宗祠，把白鹿原一方治理得井井有条、民风淳朴、安居乐业。即使被土匪打断了尾脊骨，也仍拄着拐杖，尽量挺直着腰板。他的精神从来没有萎缩过，一直以不屈的身姿傲然挺立在白鹿原上。

白嘉轩的仁义正直毋庸置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既是传统封建伦理思想的象征，也是宗族延续的守护者。小说是以仁爱和侠义来体现的。白嘉轩每年把收获的第一茬麦子磨成白面，送给乡亲白修身老汉。他对自家的长工鹿三也足够宽容、厚爱，把他当兄弟，给他娶妻生子，让他的儿子也读书识字。在饥荒年景，白嘉轩把换回来的粮食全部送给长工，他见别人卖地，看人家可怜，还多加几斗麦子……相反，白嘉轩对自己的子女虽然是爱的，却是以严父的形象出现，特别是对长子白孝文，因为他是未来家族的继承人，对他的要求也就格外严厉。这也为白孝文后来的叛逆和堕落埋下了伏笔。白鹿原仁义村的侠义，还体现在：朱先生一双布鞋一把伞，孤身一人去劝说20万清兵撤退，一介书生救生民于水火，不惧死亡的大侠义；鹿三见自己的儿媳田小娥勾引东家的儿子白孝文，让他身败名裂，于是，一把刀子戳进儿媳的后背之独行侠义。

金庸的侠义，来自虚幻，没有落地的土壤。陈忠实笔下的侠义，深接地气，无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精神。

我们曾经激烈抨击过带着封建意识的“神权”“族权”和“夫权”，倡导移风易俗。小说对“族权”作了深入的剖析和发掘。它写了轰轰烈烈、大获全胜的“交农事件”；也写了干涉婚姻自由以及宗族祠堂整顿民风的残暴酷刑；更写了白鹿原上瘟疫蔓延，全族人准备向“鬼魅”低头时，而作为老族长的白嘉轩，却抱定“只敬神不拜鬼”的宗旨，临危不惧，力排众议，一言九鼎，否定并阻止了全族人的荒唐之举。在被“族权”扼杀致死的田小娥居住的窑洞上，建了一座威镇白鹿原的镇妖塔。

疾风知劲草。白嘉轩于急流险滩中，力挽狂澜，方显出中流砥柱的英雄本色。从某种意义上说，白嘉轩就是白鹿原上全族人的灵魂。

如果说白嘉轩是白鹿原上处于前台身体力行的民族精神的灵魂，那么，作为智者、仁者的饱学之士朱先生则是白鹿原上真正的灵魂。朱先生自幼苦读，昼夜吟诵，孤守书案，饱学儒雅，淡泊名利，慧眼看世。每次众人遇事疑难不决时，朱先生只几句就能点醒。他具有先知先觉且闻名遐迩，一直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桃李遍布关中内外，继承并弘扬着民族文化的精髓。他团结着一批仁人志士，埋头编撰县志。即使在得不到国民政府支持的情况下，仍然千方百计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县志的编撰工作。他足不出户，却洞晓人间世事；他能掐会算，能预知后事，仿如诸葛亮再生。这一切无不是建立在博学的基础之上。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浩如烟海，造就的犹如神仙、一语成谶的朱先生却给我们以信服和亲近之感。他带有神话色彩的种种言行，以及结局化为白鹿原上的精灵白鹿而仙逝，他留下遗嘱丧事从简，却反而震动白鹿原内外，成就了一次壮观的奔丧、哀悼活动（只有在中条山抗击日寇为国捐躯的鹿兆鹏的公祭活动能与之相比）。真正让我们为之动容的却是作为一介布衣的朱先生，在参加完学生鹿兆鹏的公祭活动之后，与参加编撰县志的八位同仁一道，慷慨激昂地发出通电并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在国家兴亡之时，他们位卑未敢忘忧国，以匹夫有责之志抱定慷慨赴死的决心，为抗击日寇而义无反顾地贡献自己的余生。即使如朱先生他们这样的一介寒儒，也不见容于国民政府，只得半途而废而无颜见家乡父老。国民政府的假抗日、真剿共的面目不是昭然若揭吗？报国无门的鸿儒们，心灰意冷了，精神遭到了重重一击，但朱先生们置生死于不顾、象征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我们心中浩然长存。

二

陈忠实以白鹿原家族白、鹿两姓的恩恩怨怨、爱恨情仇，冷峻而游刃有余地编织着故事。人物命运的大开大阖、沉浮升降，无不把读者推向历史的纵深，透过尘封的历史演进中各色人等的粉墨登场，去品味历史的循环往复而鉴古知今。

白、鹿两家的兴衰，除了历史和命运的偶然因素，仍然自有其不同的文化背景作支撑。白氏的祖先因勤俭持家而格外注重家教和文化的学习；鹿氏家族却是以忍字学得手艺而家业发达、富甲一方，虽也注重子孙的文化学习，却是为了光宗耀祖、争强斗狠。白家隐忍、谦逊，外柔内刚，鹿家张扬、自负，锋芒毕露。这一切在白嘉轩和鹿子霖这两姓的掌门人中得到了集中的呈现。在白、鹿两姓的暗中较劲中，白嘉轩始终以宽厚的仁者风度占据着上风和主动。他的“与其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以德报怨、宽厚待人的传统美德，使白鹿原上的族人莫不心悦诚服。他的恪守传统几乎到了顽固不化的地步。但他仍先后宽恕了白鹿原上的两个浪子和叛逆。

一个是白氏长子孝文，他在父亲宗教礼法管束之时，无疑是老实憨厚的，直至已身为族长，却不能把持自己。他被鹿子霖设计的圈套所陷害，与田小娥闹出丑闻，而被逐出宗祠，分家另过。孝文被父亲抛弃后，他压抑已久的人性丑恶的一面露出，变得极其狡猾阴险。白孝文的突变，有鹿子霖设计圈套的外因，也有一直在白嘉轩的严格教育之下，其内心欲望被压抑所带来的反叛，一遇到田小娥的勾引，他真实的自我就全被激发出来。白孝文在美丽温柔的圈套中越陷越深，终日与白鹿原上的“红颜祸水”田小娥厮守在一起，双双抽起了大烟，并将分家后的家产一败而光，化作了缕缕青烟，沦落到沿路要饭的境地。即使后来经历饥荒，白孝文来借粮，白嘉轩也是满口拒绝，没有一点心软。

另一个鹿兆谦，小名黑娃，白嘉轩长工的儿子，天性倔强，从小就受白家的厚恩，与白家子女一起上学，长大后不屑、自卑于白家的“恩赐”而选择出走闯荡做麦客。当黑娃冲破礼教的束缚，顺从人性中最根本的性欲选择迎娶田小娥重返白鹿原时，却为白鹿原和白嘉轩所不容，不但不能进祠堂祭祖，也被黑三（黑娃之父）扫地出门。在大革命失败后，黑娃上山落草为匪，策划并组织匪徒下山洗劫白家并打断了白嘉轩的尾脊骨。因为黑娃从小就畏惧白嘉轩笔挺的腰板。行凶匪徒的一句话，让白嘉轩明白了这是黑娃所为。

白嘉轩对两个浪子和叛逆的宽恕，是建立在二人真心悔过、迷途知返的基础之上。他牵挂的掌上明珠白灵，也叛逆了白鹿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白色恐怖的革命低潮中，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白灵跑出白鹿原参加革命，白嘉轩说当这个女儿死了，以后都别回来。可万万没料到的是，白灵没有死在敌人疯狂的屠刀下，却在革命队伍左倾的肃反运动中被自己的同志活埋了。她没能最终得到父亲的原谅。可事实上，白嘉轩在心里早已原谅了白灵，只不过碍于作为族长的威严，没有形诸表面罢了。

解放后，组织上的六个同志带着“革命烈士”牌匾，找到白嘉轩。陈忠实有如下精彩的细节描写：白嘉轩突然把靠在腿旁的拐杖提起来，往地上一拄，斩钉截铁地说“我灵灵死时给我托梦哩……世上只有亲骨肉才是真的……啊嗨嗨嗨……”浑身猛烈颤抖着哭出声来……

无情未必真豪杰。没有对女儿白灵强烈的牵念，又何来托梦之说？又何来“世上只有亲骨肉才是真的”之语？

老迈的白嘉轩能否原谅白灵，在读者心中不再是疑问了。

与其说白嘉轩的恪守古训是顽固不化，不如说是对信念的坚守执著如一罢了。人靠精神的支撑而活着，没有精神信仰的民族，不能坚守、弘扬本土优秀文化之根的民族，注定是没有活力的民族，终会在世界竞争的大潮中，被淘汰、被倾覆、被灭亡。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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