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风】 古代没有植树节，可古人也爱植树

3月12日植树节，是按照法律规定宣传保护树木，并动员群众参加以植树造林为活动内容的节日。按时间长短可分为植树日、植树周和植树月，总称为国际植树节。

其实，古代就有清明节时节插柳植树的传统，历史上最早在路旁植树是由一位叫韦孝宽的人于1400多年前在陕西首创的。

韦孝宽（公元508—580年）是西魏、北周时期的一位名将，京兆杜陵（今西安市东南）人。据《资治通鉴》所载，西魏废帝二年（公元552年），韦孝宽因军功被授予雍州刺史。自古以来，官道上每隔一华里便在路边设置一个土台，作为标记，用以计算道路的里程，也就是现在的里程碑。

韦孝宽上任后，发现土台的缺点很多。经风吹日晒，特别是雨水冲涮，很容易崩塌，需要经常进行维修，不但增加了国家的开支，也使百姓遭受劳役之苦，既费时费力又不方便。韦孝宽经过调查了解之后，毅然下令雍州境内所有的官道上设置土台的地方一律改种一棵槐树，用以取代土台。

这样一来不仅不失其标记和计程作用，还能为往来行人遮风挡雨，并且不需要修补。韦孝宽的这一做法，无疑是造福桑梓、减轻家乡百姓负担、利国利民的重大举措。

晋陶侃“常课诸营种柳”，他的重孙陶潜也爱种树，与植树结下了不解之缘，陶渊明十分爱柳，自号“五柳先生”。

他不仅在田园水泽插柳，还在住房前种了五棵柳树，他爱柳、植柳的传世诗有“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萦萦窗下兰，密密堂前柳”“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等很多篇章。明诗人袁敬写诗盛赞他的为人和爱树：“藜杖芒鞵白布裘，山中甲子自春秋。呼儿点检门前柳，莫遣飞花过石头。”

苏轼少年时就爱种树，每隔一段时间就去种树，从不间断。在《戏作种松》诗中说：“我昔少年日，种松满东冈。初移一寸根，琐细如插秧。”多年的种树经历使他掌握了丰富的种树技术，好多人都来跟他学习种树经验，他的种树方法被人称为“东坡种松法”，写入《东坡杂记》中。

苏轼任杭州知州时，在西湖筑堤“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成为西湖十景之一的“苏堤春晓”。谪居黄州时，曾筑东坡雪堂，周围栽种柳、桑、竹、枣、栗等树，并写诗曰“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

他的《东坡种花》诗就生动地记载了这件事：“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购有花者，不限桃李梅。百果参杂种，千枝次第开。”在他的诗中，常能见到一些有关植树的诗句：“手栽两松树，聊以当嘉宾”“白头种松桂，早晚见成林。”

白居易堪称“种树迷”，他做过多处地方官，他官做到哪里，树就种到哪里。任忠州刺史时，他掏钱买花树，并率领童仆等，荷锄在城东坡，挖沟引水，培土栽种了许多桃李杏梅等果树，绿化荒山，改善环境，劳动其中，陶醉其中。

唐代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时，一上任便大力提倡植树。在《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这首诗中，他说“手种黄柑二百株，春来新叶遍城隅”。柳宗元把植树要领概括为“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他还发动民众绿化柳江沿岸，并诙谐地写道“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

宋太祖赵匡胤对种树能人格外器重，会免除其赋税以示鼓励。赵匡胤还将植树实绩与官员考核直接挂钩，凡植树实绩斐然者可优先升级。宋太祖还颁诏规定，砍伐枣树、桑树作薪柴烧的人要受惩罚。

文天祥爱好植树。在江西吉安县固江乡的侯城书院，有两株枝繁叶茂的柏树，距今已有七百多年，这是文天祥少年时代在此读书时所栽。当时共种五株，其中有一株是尾梢入土，蔸根朝上倒栽，大家对此颇为奇怪，文天祥说：“吾异日大用，必尽忠报国，此柏当年也。”后来，这棵柏树枝叶倒垂，别有异趣，历代名人纷纷慕名前来瞻仰它的风姿。

明代是植树工作得到大力推广的时期。朱元璋在一系列振兴社会经济的措施中，就有植树造林一项，“凡农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他对善于利用空地植树的人实行免税，而对不完成植树任务者有惩罚，对砍伐树木者也要治罪。

晚清重臣左宗棠收复新疆时，所到之处都要动员湘军在大道沿途遍栽柳树，称为道柳，用意在于巩固路基、防风固沙、利行人遮凉。后来，人们便将这些柳树称为“左公柳”。兵部尚书杨昌浚见到连绵不断的“左公柳”后，不禁赋诗称赞这一壮举：“大将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除了这些史料记载，还有很多古人手植的树木，依旧茂密繁盛。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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