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入骨髓的秦腔

□刘杰

不知是毗邻陕西的缘故，还是自幼的熏陶，我这个五音不全缺乏乐感的人，竟然有了顽固的秦腔情结，秦腔的音韵深深地浸入了骨髓。

西北的初春，乍暖还寒，风吹到脸上，就像有无数的利爪在抠，生疼生疼的。村子里在过庙会，一帮子业余演员在忙活着做演出前的准备：洗脸、施粉、化妆、戴头套、穿戏服、蹬朝靴……有条不紊，一丝不苟，一脸的虔诚和兴奋。虽然演员都是一个村里的街坊邻居，甚至亲戚家人，但是观众的热情依然高涨。没有刻意搭戏台，观众就在庙门前的平地上围成一个半圆，一面挂一块红色或者绿色的绸布就算隔开前台后台了，那半圆的场地就是表演的舞台了。文武场面各就各位，开场锣鼓响过之后，全场寂静，眼睛齐刷刷地瞅着出场的角色。等到出场的演员走上几步，吼出几声唱词之后，就有人悄声说：“演的是《铡美案》哎！秋生的包公还是很攒劲的呢！”“荷花的秦香莲才扮得好呢，那唱腔那动作，啧啧啧，和县剧团的旦角不差上下呢！”“吵求啥呢，不看了出去！”有专心看戏的就不愿意了，悄声呵斥那几个评头论足的。

寒风夹着雪霰打在脸上，又冷又疼，可是看戏的人依然神情专注，风紧了只是把脖子往领子里缩一缩，仍然目不转睛地瞅着演员的表演，有的人依然悄声评论着，有的小声地跟上哼哼……这就是秦腔的魅力！

记得小时候，父亲每逢雨天不能出工的时候，茶足饭饱之后，就躺在被垛上，眼睛微闭，哼唱起戏腔来。由于父亲不识字，哼唱的内容大多听不清唱词，但是那时而委婉，时而高亢的唱腔依然令我着迷。我想，秦腔对我的诱惑和渗透于骨髓大概就源于那个懵懂的年龄。因为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年代，父亲经常为一家人的一日两餐而犯愁，面色愁苦的父亲在哼唱一段戏腔之后，就又有了精气神。只是那时候我不知道父亲唱的是秦腔，知道秦腔这个名词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情。

八十年代初，土地承包到户，农民种地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多年辛劳而不能混个肚子圆的心酸屈辱一扫而光，对于土地珍爱有加，亲于慈母。土地也给了农人丰厚的回报，吃饱肚子再不是农民整日为之愁肠的事情。那时国家的政策各方面都开始改变，文娱方面丰富了，传统剧种开始上演。山外几个临近的村子先后都成立了自家的剧团，利用冬闲时间排练演出。从那个时候，我开始真正接触秦腔，刚开始糊里糊涂地看热闹，根本就不知道白脸黑脸花脸红脸的确切含义，倒是剧情多少还能看懂一点。挺直了腰杆的农民演员，在简易舞台上借着扮演的角色尽情释放，不要酬劳，只要哪个村管饭就到哪个村去唱。青涩无聊的我就跟着剧团转，成了铁杆粉丝。看得时间久了，竟然也能看懂老戏（秦腔）了，知道了《借荆州》、《下河东》、《斩单童》苦音两种，板式有慢板、二六、代板、起板，尖板、滚板以及花腔等，也记住了一些喜欢的唱词。

八十年代初，正是我高考落榜回家种地的时候，落魄的我在劳作之余，开始借吼秦腔来发泄我心中的郁闷，效果竟然出奇的好。累得筋疲力尽之时，吼一段秦腔之后，浑身轻松，心情舒畅。最早学会吼的是《辕门斩子》里杨延景的唱词，后来又学会了《铡美案》里包公的唱段，只是吼起来太费劲，好几次把嗓子都吼哑了。靠着吼秦腔我度过了两年艰辛的劳作，故乡的山旮旯里还残留着我声嘶力竭的吼唱，那些山峰树木和溪流是我最忠诚的听众。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西北人生存环境远比南方苦焦，无论是表达欢快喜悦，还是抒发悲愤凄凉，吼秦腔都是最合适的表达方式，西北人的大嗓门形成了秦腔唱腔的宽音大嗓，直起直落，既雄浑深沉，悲壮高昂，又兼缠绵悱恻，细腻柔和，那一声声唱词道白直叫人心旌动荡，如饮佳酿。

随着社会的发展，欣赏秦腔的机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方便，从乡村的简易舞台到正规的大剧院，再到坐在家里，放上光碟就可以欣赏到各个名家的唱段。三四十年的熏陶，秦腔的音韵已经渗入我的骨髓，无论在闹市还是乡村，只要听到秦腔的声音，都会倍觉亲切，宛若见到了久别的亲友。

我始终认为，吼秦腔是最好的抒情和宣泄方式，要不大西北广袤的土地上，无论城镇还是乡村，咋就能到处听到秦腔的音韵呢？我居住的陇东小城，就是秦人先祖的发源地，也是秦腔的发源地之一，心中瞬间茅塞顿开——因为我生长在秦人的发源地，所以痴迷秦腔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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