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写历史推理 ◎李开元

这是我写的一本历史推理书。写历史推理，是多年以前就有的想法。我入史学之门，算是科班正途，进北大历史系，从考证开始起步，经过人物评论、事件原因探索，一直到史学理论，一步一个脚印，从基层走到高层，经历了一个难得的完整过程。因为喜好哲学，遇事爱寻根问底，历史是什么，历史学又是什么的终极问题，始终是我的关怀。毕竟是千古的疑难，怕要求索一生。退而求其次，考证是什么，考证的原理在哪里，也一直吸引着我。多次实践以后，渐渐悟出些道理来了，考证的基本思路，就是基于证据的推理。

基于证据的推理，不仅是历史学的思想基础，也是科学的思想基础。历史学与科学之间，在基础的部分有相关的交接点，实在是使我感到高兴，因为我曾经有过做科学家的少年梦。我爱读侦探小说，最钦佩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那种智慧的冷峻神态、瘦长的敏捷身姿，很使我着迷。侦探小说读得多了以后，对于侦探们的思路，也大体看出门道来了，同样是基于证据的推理。

侦探小说发端于英美，经过日本人的改进，发展成为体裁广泛的推理小说，内容也由单纯的刑警破案扩充到暴露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江户川乱步、松本清张、森村诚一、东野圭吾……众多的推理作家，宛若灿烂的群星，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我到日本以后，注意到一个有趣的事情，这些写侦探小说的名家们，不少人喜好历史，特别是古代史。他们不但用古代史做题材写侦探小说，有些人还直接介入到古代史的研究中来。报纸电视关于古代史疑问的讨论，常常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侦探小说家同堂共议，争锋斗智，融汇文学和史学,结合实证和推理。

著名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不仅是中国古代史的大家和日本史的专家，也是侦探小说的爱好者。他读了日本推理小说家高木彬光的推理小说《成吉思汗的秘密》后有所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作《日本的推理小说与清代的考据之学——一种文化比较》。在这篇文章中，周先生结合自己读书治学的体验，指出了推理小说与考据之学间有相通的内在联系，二者在基本思路上相同，都是基于形式逻辑的推理。

历史是文化的核心，历史学的开拓也是文化的课题之一。于是我又发奇想，是否可以在考据学的传统之上，参照推理小说，发展出一种新的表现历史的形式？我由此有了历史推理的想法。

任何理论与实际之间都存在着差异，而这种差异，正是人为努力的所在。历史推理的内容，当然是历史上的疑案。在古代史领域，到处都是难解的疑团，大到夏王朝是虚幻还是真有其事，小到秦始皇的父亲是子异还是吕不韦，大凡是可以做考证文章的题目，都可以成为历史推理的题材。问题在于形式，寻找合适的形式成了写作历史推理的关键。

我试图学习侦探小说的手法，设计一位宛若侦探的历史学家，引导自己的学生们出入古今，破解古史之谜。如此深入下去的结果，自然走向了推理小说的方向，在增加了趣味和自由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削减了历史可信度的传达。我希望坚持历史学本位的立场，侦查的疑案就是历史学的问题，证据一定要真实，推理一定要合理，可以构筑，但不能编造。

我在写作博士论文《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的时候，曾经明确了一个重要的史实：创建了汉帝国的刘邦集团，它的上层，多是出身于楚国的军人，数量虽然不大，却是集团的核心部分，我称其为楚人集团；它的中下层，多是出身于旧秦国的军人，数量最大，构成集团的外围和主力，我称其为秦人集团。顺着这条线索，我在整理项羽之死的历史时，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垓下战败，项羽溃围脱逃，一支汉军的骑兵部队奉命追击，终于在乌江岸边置项羽于死地。项羽死后，有五位汉军骑士各自夺得了其遗体的一部分，都被刘邦封为列侯。这五位骑士，无一例外都是出身于关中地区的旧秦军将士。其中的一位叫作杨喜，他的第五代孙子杨敞是司马迁的女婿，曾经做过汉朝的丞相，与司马迁有多年的交往。《史记·项羽本纪》中关于垓下之战和项羽之死的纪事，因为都出于杨喜的口述，所以栩栩如生，真实得让人生疑。

这段历史的澄清，不仅印证了我对刘邦集团地域构成的发现，也坚定了我打通文史哲，师法司马迁，以《史记》为蓝本写历史叙事的决心。我进而联想到兵马俑，这是一支以秦帝国的京师军为原型塑造的地下军团，那些追击项羽的旧秦军将士们，甚至是杨喜等五人的身姿，说不定就跻身于其中？兴奋感动之余，我用自己熟悉的形式，就这个题材写了两篇论文，一篇题作《兵马俑与项羽之死——秦京师军去向探微》，在“秦俑学第六届学术讨论会”（2004年，兵马俑博物馆）上发表，后来刊载在《秦文化论丛》第十二辑上。另一篇题作《论〈史记〉叙述中的口述传承——司马迁与樊他广和杨敞》，在“纪念司马迁诞辰2150周年暨学术讨论会”（2005年，陕西师范大学）上发表，后来刊载在《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四辑）》上，算是两份历史研究的学术成果。

真实的历史，可以比虚构的小说更精彩；追求历史真相的乐趣，可以由专家与大众共享，专家和大众一样，都有一颗好奇的心。我开始以已经写成的学术论文为基础，尝试历史推理的写作，希望大众看得有趣，专家不会摇头。那个时候，我再次思考了自己的历史学构想，确认了历史研究、历史理论和历史叙事的工作布局，顺着这个三合一的方向，驾轻就熟地顺流而下了。作为历史学家，作为秦的子孙，我几乎迫不及待地想澄清历史迷雾。破解历史疑难，锐利的武器是历史论文而不是历史叙事。由于本书的完成，历史推理在我的工作布局上复活。我所追求的历史学，不但综合了历史研究、历史叙事和史学理论，而且成为一个有科学基础的人文历史学，也因为增添了历史推理而进入大众领域。

历史是一种文化资源，既可以为研究所用，也可以为教育所用；既可以为大众娱乐所用，也可以为旅游经济所用。历史学的领域，可以步步拓宽，应当与时俱进。在东方卫视播放的《秦史谜案》讲座中，我自己拟了一段提纲挈领的宣传文字，以此为结语：

历史是永恒的谜，因为我们不能再回去。如果我不能给你提供最准确的史实，我将给你提供最合理的推测。

最准确的史实，是近于美的真；最合理的推测，是近于真的美，都有不可取代的价值。

《秦谜：重新发现秦始皇》，李开元/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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