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矿工诗人写给木匠父亲的一首散文诗

来源:澎湃新闻 2020-07-02 14:34 https://www.yybnet.net/

文学报

大约四年前，我们介绍过一部纪录片《我的诗篇》。

那是一个来自中国深处的文学故事。6位主角，是当代农民工中最平凡的身影，同时也是千万底层文学爱好者中甘于寂寞的代表者，他们原本会继续默默无闻于外在的世界，或因为诗歌的才气偶尔被身边的圈子所知晓，但因为一部纪录片《我的诗篇》，他们的名字传遍中国。

“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纪录片中，“矿工诗人”陈年喜的诗句曾经震撼和感动了万千观众。在《我的诗篇》拍摄结束后，导演秦晓宇继续跟拍陈年喜的生活，一直拍到了他前往贵州工作，这段故事将呈现在纪录片《炸裂志》中。

陈年喜在给儿子写诗

近期，陈年喜这个名字又出现在了许多人的朋友圈中，引发了广泛关注。据媒体报道，2015年初，陈年喜被查出严重的颈椎病，虽然后续手术获得成功，但他16年的矿工生涯就此画上句号。之后，在文友的介绍下，他来到贵州某景区做文案工作。目前，因为被确诊患上尘肺病，他从贵州离职回到陕西老家，结束了二十年的漂泊生活。

导演秦晓宇在网上发文公开了陈年喜的近况，跟拍多年，他见证了陈年喜戏剧性的命运变化，如今感慨说，“我以为一切慢慢好起来了，没想到命运本身依然是一个幽深的矿洞。”消息发出后，无数网友伸出了援手，购买他的诗集《炸裂志》，出版社已加印四次仍然脱销。据悉，购买诗集的多为在校大学生，陈年喜说，就像当代人可以读懂杜甫诗中的所思所想一样，现在的年轻人和他这一代人在内心深处仍有可以打通的巷道，毕竟生命的悲欢大多相通。

《炸裂志》预告片图

陈年喜的诗写给家乡，写给自己，写给儿子，也写下更绵长的文章，献给做木匠的父亲。他的文章，会再次提醒我们，世间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父亲”形象，但他和他的父亲，则属于真实的“大多数”。

今天，带来他回忆父亲在故乡的岁月。

乡村木匠

我的父亲是一位木匠。一辈子走乡串户，脚踩百家门头。2016年夏天，他在一个大雨如注的天气里走了。

塬上是个小村子，这个小，主要是说人口。从我记事起，人口好像从没有超过六十。

塬上虽然小，却是个能人辈出的地方。张铁匠、李篾匠、刘瓦匠、景蛮匠……每家男人，都有点手艺，最不济的，也能给人打个土砖。土砖一块五六十斤，一天打一百多块，一块块码起来，长城似的，需要一身蛮力气，这就是蛮匠。现在想来，这和今天的千军万马上大学如出一辙，本事，才是第一活命的法宝。

最风光的要数木匠。要是木匠干活不收钱，以工换工，规矩是一换三，就是他干一天木工，你得给他锄三天地。但木匠手艺没深浅，十年学徒不成艺的，大有人在。

我父亲属于无师自通的那种，听奶奶说过，父亲还很小的时候，家里请木匠打柜子，他天天围着木匠师傅转，人家吸袋烟的工夫，他就把家什捞在了手里。有天夜里，院里叮叮当当彻夜不息，人们早晨起来，发现多了一只崭新的板凳。是父亲一夜没睡，偷了师傅的工具，抢了板材，一夜打成的。那一年，他13岁。

乡下有两种手艺最相似，一个是木匠，一个是游医。人吃五谷杂粮，生百样病症，医艺单纯了不行，得样样下得了手。木匠也一样，没有谁家嫁个姑娘，同时请三五个木匠师傅来打嫁妆的。不同的活路要求，把人逼出了十八般手艺。有了十八般手艺，才能踩得动百家门头。

父亲是位有德行的木匠。他的同行侯师傅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年，一家人盖房子，几个木匠负责木工活，父亲是木工头。他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是会设计绘图，一张报纸上画出房形，梁多长，檩多长，前坡多少度，后坡多少度，配多高的檐墙才漂亮，一目了然。主人家做饭的是位老婆婆，七十多岁了，大约眼神不好使，有一天端出的菜里有只毛毛虫，别人都不往里伸筷子，只有父亲一口一口吃得有味，饭后大家问，你没看见一只虫子吗？父亲说，早看见了。

父亲16岁独立干活，到死那年，行艺整整57年。这是个十分可怕的时长。连峡河的水都流得累了，都懒得流了，如今只剩下碗口粗的一股，只有下过一场暴雨，才活过来一回。

再精湛的手艺，也有过气的时候，艺不过气，时过气，人所谓“时也，势也”。犟也犟不过。娶媳嫁女乔迁新家，家具店里齐全又便宜，房子已经没人再盖了。到了死的前十年，父亲已基本无活可干了。这十年，对于村子，对于每一个人，是天翻地覆的十年。发生了太多的事，走了太多人。如今，整个村子只剩下二十口人。人口的骤减，村象的凋敝，都发生在这十年里。

十年里，父亲像一位无人问津的失势明星，干了很多事，又似乎什么也没干，如同一个影子。东梁上荒草中一座没有完工的娘娘庙，算是他生命最后的余响。

河南省灵宝市朱阳镇离我老家并不远，虽然是两个省，往大里说，就是隔着一道洛河。洛域宽广，把它们隔成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朱阳河的水混合着一座座选矿厂的混稠尾渣汇入黄河，峡河水载着山雨落叶奔向长江。

本来两家老死不相往来的远房亲戚，因为西秦岭黄金矿产的猛烈开采，从1980年始，突然发生了密切的交集。广东和海南都太遥远，工厂作坊挣钱太少，近水楼台，村里人一直有矿山做工的传统。峡河云母矿1958年就开始了开采。

朝海在去朱阳王峪金矿打工之前，从来没有出过远门。虽然从家到矿上只有二百公里，骑摩托车只需要大半天时间，快三十岁的人了和老婆分手那一刻却像生离死别一样。为老板招工的大牙差点笑掉了镶金的门牙。

大牙和我是同学，一条板凳一年级坐到六年级。他学习成绩不怎么样，特别能起早，冬天提一只红红的大火盆，整个教室因此而温暖。在山西二峰山铁矿时他曾随我学艺，算我半个徒弟。朝海家离我家最近，算起来，他叫我表姐夫。

天上正飘着雪花，地上、远山都还没有存住，只有一些没掉落的橡树叶上落着一片两片，后一片刚到，前一片就化了。才10月，天还不是太冷。

朝海把行李卷放进车后备厢里，把媳妇煮的一袋鸡蛋抱在怀里，钻进了大屁股吉普车。车上已经挤了十几个人，都是同村的小伙子，有在矿上干了多年的老工人，也有朝海一样的新手。大牙“砰”的一声把车门关上，又用脚踹了两下，确认已经关严，才放下心。他把驾驶副座的车窗玻璃摇下来，立即一股热气冒了出来。他轰一声发动了车子。

父亲怔怔目送吉普车走远，直到看着它飘飘忽忽变成一只鸟一个小黑点儿。他已经忘记了，这是多少次送年轻人离开村子了。但他记得这些年，多少人离开，多少人回来。

这一会儿，父亲心里的滋味只有我最明白，我每次离开，他也是这样送别的。洗了手脸，在祖先位前燃一炷香送我出门，有时送过竹园，有时送到二道弯。他总是走在前面，仿佛是我在给他送行。他嘴里问，啥时候回来？我说不知道。走一段又说，不干这个不行？我说，不行，不会别的。

的确，不是没有想过改行，想改，需要多少年的弯路？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知道错了，也得走到底。这些年里，亲见过了多少生死？不是不怕，是怕也没用。最后，他说，钱是小事，命是大事。

对于整个村子的制高点东梁，我一点也不陌生，那里曾是我和童伴们当年的欢乐场。山顶上，有一棵大树，已经老得认不清是橡树还是青杠。夏秋之交，下过一场透雨，半枯的树干上常常会长出猴头菇来，白绒绒的，最大的长到半个足球那么大，摘回家，用油炒了，鲜美异常。几年前的某一天，大树轰然倒掉了，整个村子都听到了一声巨响。巨大的一堆柴火足有上万斤，没有一个人敢去背回家里烧火。看着它一天天沤掉。树老成精，何况它脚下曾经有过一座庙。

从梁顶看村子，如果有心会发现，每隔几年都有不同。小时候的村子房屋低矮，泥墙石脚，很多还顶着茅草。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时，气象就不一样了，家家白墙青瓦，虽然依旧是散乱的，但能明显感受到它们焕发的精神气。高中初毕业那几年，我常常独自一人站在那里，看村子烟起烟落，看天边河山无限，心里无比的苦闷。已经好几年了，我再也没有上去了，不用看，我也知道村子变成了什么样子，一个近六十口人的村子变成了二十人，还能是什么样子呢？

那些减下来的人去了哪里？有的搬到了镇上，有的迁到了县城，极少的人去了西安、深圳、新疆，是街头零落，还是香车宝马，没有人知道。另有一部分人，永远留在了秦岭金矿的炮声和石头里了。

手艺人都有一个毛病，那就是做什么都一丝不苟，每一件活计都当成最后一件活来完成。到了2010年春天，娘娘庙的墙基终于打好了，四米见方，正好可以安放下一尊塑像，一只贡桌，几条供香客休息的长凳。一个给人画了一辈子房屋图纸，打了一辈子屋梁房架的人，这样的设计施工实在是小菜一碟。

可父亲实在是老了。这年春节到来的前几天，他大病一场，血压高到了一百八，高烧不退，挣扎到过了春节，从床上起来，一条腿就不听话了。医生说，是脑子梗了，要自己锻炼，也许还有恢复希望。

父亲个子不高，却是村里的大力王，年轻时，给生产队里往县粮站缴公粮，一百里路程，能挑二百斤当天打来回。脑梗后，虽然后来有些恢复，却再也没有了力气，多少拿点东西，手就打哆嗦。看着遥遥无期的造庙工程，他的头发更加白了。

2010年到2016年间，是我最劳碌紧张的几年。这些年间，矿山竞争残酷激烈，多少老板昨天开着大奔，一夜之间，只能重新用两条腿在风尘里奔驰。城门失火，自然殃及了鱼池。这其间，我曾六赴新疆，三走青海，结果都是无功而归。我曾在《怎不忆敦煌》的一篇小文里，记录下流落敦煌为人摘杏的生活。我无力也没有时间帮到父亲，亲人们也无力顾及。其实，所说的无力顾及，也就是无声的反对。父亲像一只衰老的蚂蚁，爬行在另一条路上。我们眼看着他越走越远。

本文选自

《此与彼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