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故乡是固定的，也是移动的

梁鸿和贾樟柯。

“有时候，坐在北京的家里，突然间听到布谷鸟的叫声，听到风吹树摇的声音，闻到某种遥远的熟悉的味道，都会让你想到你的家，想到童年少年某一个早早遗忘的场景。” ——梁鸿

家乡不光是肉身的出发之地，更是不竭的艺术创作之源。

拍出《小武》《站台》《任逍遥》的贾樟柯用镜头回忆汾阳县，《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梁光正的光》的作者梁鸿用文字持续表达梁庄镇。影像和文学都是对逝去时间的一种再现和收复，这两位对时代情绪和现实生活具有敏感捕捉力的70后创作者，对时代、社会、成长看法的共鸣火花，也被容纳进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除了梁鸿，《一直游到海水变蓝》里还将镜头对准了“40后”山西作家马烽、“50后”陕西作家贾平凹、“60后”浙江作家余华。诗意而坦诚的镜头对准熟悉又陌生的广袤乡村和书写乡村的作家们，通过他们的口述与回望，以作家私人史呈现一幅斑斓的中国社会变迁图景。2020年2月，该片在柏林电影节放映。有的观众赞叹说，这是一首献给“中国文学的散文诗”。5月，贾樟柯透露，疫情过去后，这部电影将在国内公映。

回梁庄一个深刻的来源

今年春天，梁鸿中短篇小说集《神圣家族》再版，最新长篇小说《四象》面世。这两部作品里的故事背景都是梁鸿的家乡：吴镇和梁庄。

每年清明去墓地是梁鸿生命里最基本的内容之一。曾经，她的父亲带着她和姊妹几个上坟，有时她们会去读那些掩在荒草中的墓碑，父亲会讲墓碑下的他是谁，经历了什么，有怎样的故事，他的家人现在又如何，都到了什么地方。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二个冬天，梁鸿去墓地看父亲。“我听见很多声音，模糊不清，却又迫切热烈，它们被阻隔在时间和空间之外，只能在幽暗国度内部回荡。我想写出这些声音，我想让他们彼此也能听到。我想让他们陪伴父亲。我想让这片墓地拥有更真实的空间，让人们看到、听到并且传颂下去。”梁鸿在《四象》后记中写道。

封面新闻：以家乡的人事历史为题材，您写过非虚构，虚构好几部作品，形成了自己有特色的文学世界。这对一个作家，是非常好的现象：有充沛的写作源泉和明确的写作方向。每次回家，是不是总有新的东西可感慨，给你一些新的灵感？

梁鸿：我觉得每一个作家可能都有不自觉的写作偏好和倾向。一方面，我们要克服自己的偏好和倾向，因为它容易让你沉溺于某种东西；另一方面，你可能还要琢磨这种偏好，来找到你情感最深刻的地方。于我而言，可能不单单是每次回家有这个新的冲动。有时候，坐在北京的家里，突然间听到布谷鸟的叫声，听到风吹树摇的声音，闻到某种遥远的熟悉的味道，都会让你想到你的家，想到童年少年某一个早早遗忘的场景。这是特别有意思的。这种场景带你进入很深很远的地方，也带你进入很深很远的情感。这种情感会裹挟着你走向内在最深刻的东西，滋养你的现在，去启发你，让你有新的灵感，新的想法。

就现在而言，回梁庄可能会是我一个深刻的来源。也许过了几年之后，当我在另外某一个地方想到北京的某一个我生活过的地方，我的大学或者某一个场景，它也会使我有新的感慨，新的想法。对于人而言，故乡是固定的，也是移动的。

封面新闻：熟悉您作品的人都知道，您与父亲的关系极其深。您还曾提到，家里兄弟姐妹多，但父亲都尽力让你们读书，没有失学。父亲，是不是成为你文学创作、人生道路上非常强大的精神原动力？

梁鸿：说实话，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复杂。我对父亲当然有一种欣赏和感恩，但单单在这一个层面来讲的话，又过于简单了。我在想父亲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就把他看成小说人物。他身上的戏剧性和冲突性太强了。如果回归到现实层面，我觉得，父亲身上那种生命的强劲的东西，那种倔强的、永不退缩的精神一直影响着我。这才是他给我的一个巨大遗产，而并非是他身上有某种高深或者什么高尚品质。

父亲确实是我文学创作一个强大的精神原动力，他身上复杂的品质让你为他着迷，让你思考。这也是我写《梁光正的光》的基本原因，也是我写《四象》的最内在的起点。

拍梁庄电影里反观自己

2019年5月，梁鸿受邀到山西参加贾樟柯主力操办的吕梁文学季。接受贾樟柯三个小时的细致采访，让梁鸿回忆起很多少年往事。感觉又重新回到梁庄的那条大河。之后，贾樟柯带着拍摄团队来到梁鸿的家乡梁庄。拍梁鸿成长的村庄，亲友，老屋，读过的南阳师范学校，找到她当时上课的教室，班主任、老师，以及儿时的伙伴。“在我家老屋拍摄时，院子里都是野草，他对着那些草拍了好几遍。”梁鸿说。

封面新闻：我看到《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一些片花，中原农村特别的风物，有一种乡情的慰藉感，也让人感到一种纯粹、励志、温情。您自己是怎样的感受？

梁鸿：我当时看的是这个电影的粗剪版。还是挺有一种感动在里边。我觉得这个电影提供我一个重新反观自己的机会，就是以别人的眼光，重新再看自己熟悉的地方。这是一个特别好、特别有意思的机会。比如我发现，原来我的家其实还是挺破败的，原来我们村那条河也没有那么宽阔。这些事物之于我，是一个巨大的承载，是一种生命的承载力。但是对于别人而言，就是一条破败的小河。

其实每一个地方，只有对于在那里生活过的人来说，是一片宝地。这个宝地，指的是，它赋予你跟它之间一种深刻的关系。你会由此思考很多很多。其实我自己特别害怕这种励志啊，温情啊。温情当然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我的家庭内部而言，我觉得是有一种纯粹的奉献在里边。我的姐姐，我的父亲。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就是完美的人。他们过的仍然是普通的人生，这才是让我们百感交集，他们如此普通，但又如此的努力。

停下笔 重新思考主人公

疫情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深刻改变了社会很多方面。优秀的作家不可能不对之有所感受和思考。疫情到来之后，有那么一段时间，她特别沮丧，每天看新闻哭得一塌糊涂，完全没办法拿起笔。

封面新闻：这次疫情期间，您具体是怎样的状态？写作和阅读情况如何？我关注到你的微博，看到你有一段时间是充满义愤、无力感。

梁鸿：这次疫情期间，其实我的状态不是特别的好。我看到别的作家写短篇长篇，也有人反复提到普希金在躲避瘟疫的时候写那么多东西。但我的状态不是非常好。我是比较容易被牵制的一个人。就是说，当我开始怀疑自己的时候，当我不那么确信的时候，我是写不下去的。所以我觉得，写作上停一停也挺好的，就是你放一放，沉淀一下自己，去关注社会，看一些书，也是一个重新审视自己和审视自己知识结构的重要机会。当然另一方面，因为大的社会环境使得你不够安定。这可能是我自身的软弱造成的。

封面新闻：听说你本来是要以梁庄一位经历曲折的打工妹为主角写非虚构。但是因为疫情到来，您又觉得她的故事似乎也没那么有启发性。后来这部作品继续进行了吗？

梁鸿：不是梁庄，是邻村的一个女孩。并不是说她的故事本身没有启发性。而是你突然间意识到，需要把她的故事放在一个更宽广的层面来重新考量。就是下笔的时候，或者要问自己：为什么要写她？你会重新去思考。背后可能有更复杂的，等待我去挖掘的地方。虽然现在停下，但我觉得也是一个反思的过程，一个积淀的过程。我会再接着写。但经过几个月的停笔之后，可能会有一个新的起点，一个新的不一样空间的建构。

在我们通常的人生境遇里边，她的故事非常曲折。当疫情来临之后，你会发现，我们普通的人生变得非常的晃动，这让她的故事变得好像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全社会都面临一个巨大灾难，把我们人生放在一个更深刻更深远的一个地方来，让我们重新思量。

需认清 图书阅读是慢热

封面新闻：现在这个时代，文学要获得读者，很不容易。因为大众拥有多元化的信息获取方式、精神娱乐平台、文化消费方式。那么在您看来，除了大众自己要觉醒，要认识到文学的独特价值之外，作为文学创作者，应该如何努力？

梁鸿：其实我不反对那种，比如像直播呀，比如说出了新书去宣传。因为能够多一个读者来看到你的书，看到文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作为一个作家，去传播文学，这也是自身的职业应当做的事情。并不是说，一个作家就应该一定要坐在家里面。当然写作的时候一定是要保持一个充分的自我状态。但是作家也是一个职业中人，也应该承担一定的传播功能。我觉得承担的方式有很多，第一，你必须要好好写你的东西，你必须非常严肃地去思考，锻炼自己成为更好的作者。另一方面，就是在适当的机会去宣传，扩张文学的影响力。

封面新闻：最近出现了作家线上直播带货卖书的风潮。有人认为，这会是将来出版社营销，作家分享会的新常态。您自己参与的感受如何？

梁鸿：我觉得没有必要把它看得太重。图书阅读毕竟是一件慢热的事情，它不是个面包，饼干，化妆品，对于书而言，是需要一个时间段的认知。我觉得我们把直播做一个传播方式就可以了。至于带货，可以把它放到一个次要的位置。能卖出去一本当然好，卖不出去也没有关系。他知道有这本书在就可以了。

因为疫情，社会生活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图书营销形式也在发生变化，这很正常。一个线下活动，可能总共也就那么100个人来到现场来听。而线上直播，则可能有好几百好几千，这就挺好了。当然我们还是希望作家有现场交流，就是那种能看着人的表情，能够听的人的反应的直接交流。但线上直播，也挺好的。我觉得作家对这些要有一个开放接纳的心态，当然也不必过分地参与。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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