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记者唐冰实习记者张涵博
“管长远、管根本、管全局。”作为涉及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一件大事,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关系到千千万万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作为农业大省,陕西农村集体资产总量规模庞大,这些资产如果不盘活整合,就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如何在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寻求社会最大公约数,省政协委员们在调研中探寻答案。
为深入了解陕西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现状,今年6月以来,省政协副主席祝列克带领部分政协委员和省级民主党派相关部门同志,先后深入江苏、浙江两省和陕西省四市23个县区进行了考察调研。
在历经近5个月的筹备之后,10月29日,一场事关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协商座谈会在省政协机关举行。
开展清产核资,摸清集体家底,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第一场硬仗,也是改革的基础性工作。截至今年7月底,全省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已经全面完成,13645个村集体经济组织完成了产权制度改革,量化资产总额约为556.3亿元。如何盘活集体资产,防止农村集体产权流失或被侵占,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集体经济运行新机制,是委员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在摸清家底的同时,还理出一本‘明白账’。”省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刘勇通过调研发现,目前,陕西省大量的农村资产资源闲置甚至毁坏,无法转化成实际的经济效益,加之长期以来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体缺位,集体资产、资源和资金监管制度不完善,导致集体资产流失和侵犯农民集体财产权等问题仍较为突出。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东,榆林市榆阳区赵家峁村的“三变改革”验证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性。然而,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在调研中发现,2018年陕西省无经营收益村8792个,占总数的45%。有经营收益的村中,年收入5万元以下村占总数的53.1%,多数村以资源性资产为主,资源盘活渠道不多。这说明陕西省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还存在确权任务繁重、产权流转不规范不顺畅、股份合作制配套支持政策不完善等问题。
以杨凌示范区为例,近年来,成立了杨凌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中心,规划设计了政策法规、交易规则、产权交易、产权融资等功能窗口,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搭建平台,主要开展线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工作。省政协委员、杨凌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董立民说,由于区域小,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不活跃;创新不足,示范辐射效应发挥不充分;形式单一,工作开展不均衡,没有真正发挥好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中心应有的作用。
省政协委员、陕西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郭剑建议,促使农业产权由“沉睡资源”变“流动资源”,应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探索开展农村土地经营权、林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等农业经济要素交易,通过产权交易平台的功能属性,集中发布消息、组织流转、公开交易、价值发现,实现流转对象多元化、产权价值最大化,切实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委员们同时指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工作,同样属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的基础性问题,而这也是确权登记工作中普遍遇到的难题。
省政协委员、宝鸡市陈仓区绿丰源蔬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宗平建议,应建立集体成员边界清晰、集体产权关系明确的股份合作社经济。他认为,这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可以采取三种实现形式,即土地股份合作制、成员股份合作制和联合社会资本的混合所有制。
41年前,18户安徽小岗村农民按下“大包干”的红手印,中国农村改革的脚步就再也没有停歇。从“一亩地、三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样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被社会发展淘汰,到土地规模化经营,再到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村改革的步伐与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乡村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但不论如何变化,都要以尊重农民主体地位、满足农民利益为依归。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调研组认为,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选用人才是关键。他们建议,要切实加强基层农经机构和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把有责任心、懂经营、会管理的致富带头人吸引到集体经济组织的建设中来,进一步激发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产权清了、机制活了、集体强了,强村富民就不再是梦想。委员们建议,要推动各项政策措施更好更快落地见效,进一步实现农业的高质量发展,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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