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文学院 茅盾文学奖与中国文学

本期主持人

韩霁红：太白文艺出版社总编辑

本期嘉宾

仵埂：西安音乐学院教授、著名文艺评论家

王鹏程：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

翟传鹏：西安邮电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讲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范墩子：青年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

8月16日，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揭晓，5部获奖作品分别是梁晓声的《人世间》、徐怀中的《牵风记》、徐则臣的《北上》、陈彦的《主角》和李洱的《应物兄》（按得票数排序）。四年评选一次的茅盾文学奖，是以褒奖中国最优秀的长篇小说而创立，是中国文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而陈彦的《主角》获得茅盾文学奖，让文学陕军再次迎来高光时刻。华商文学院第三期，邀请来自文学创作、文学编辑、文学评论领域的嘉宾，从茅盾文学奖说开去，透视中国文学的传承创新。

茅盾文学奖与当代文学面貌

年轻作家作品的“好读”让人惊喜

诸位嘉宾首先对本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发表了最真实的读后感，韩霁红认为徐则臣的《北上》展示了高超的驾驭能力，“《北上》通过历史和当下时空交错，打通了中西古今，艺术驾驭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都非常高级”。翟传鹏则认为获奖作品各有特色，但也在不同方面各有所长，“《北上》以叙事取胜，《主角》故事性更强，借助人物成长过程回溯戏剧发展史；李洱《应物兄》切入的点比较好，它是关乎当下的；梁晓声则延续了他最擅长的知青叙事，讲述知青们成长的过程。可以说是各有各的特点，但都紧扣当下社会大家关心的问题，充分展现了茅盾文学奖的导向。”

本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有一个特点，就是“四世同堂”，有1929年出生的徐怀中，1949年出生的梁晓声，陈彦和李洱是60后，徐则臣出生于1978年，可以说老中青作家都涵盖其中。韩霁红认为这很好地彰显了茅盾文学奖的包容性。而最年轻的徐则臣身上所展示的年轻作家作品的“好读”获得了所有嘉宾的一致认可。仵埂认为这是年轻一代作家的显著特点：“过去我们的文学作品，过多讲究了宏大叙事，而忽略了阅读快感。毕竟文学作品有寓教于乐的意义，一部作品必须让人有兴趣看下去，好读很重要，因为再宏大的叙事，让人看不进去不行。我觉得现在年轻作家的作品，就更加有趣好读，年轻作家的画面感、叙事角度有他们的追求和想法，或者是时代带来了创作心理发生变化。徐则臣的《北上》就既好读，又写了一个大主题，文化主题特别深厚，又是时空交错。尤其清代末期的那一段我特别爱读。”韩霁红也表示：“陕西文学或者说现当代文学作品一直都是很结实，讲究宏观叙事，但缺少了灵动有趣。年轻作家的丰富性多元性，就显得不那么闷了。”

年轻作家作品的“好读”性受到前辈的肯定，年轻作家也羡慕前辈们作品中反映出的宏大时代感，范墩子就说：“传统作家的作品更宏大复杂也更有民族气息，是能从内在打动你的东西。陕西作家和南方江南作家有明显差别，可能地域特色牵绊了文学发展，但年轻人追求先锋的同时，也丢失了某种传统的古朴的东西。很多年轻作家的作品很酷很炫技，但回归到写作对于时代精神的表达上，还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更好。”

茅盾文学奖与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是源源不断的河流

也是有待翻越的大山

今年陕籍作家陈彦的作品《主角》获得茅盾文学奖，让文学陕军的名号又叫响了一次，可以说家乡是每位作家的文学根据地，而陕西这片根据地尤为耀眼，对于陕西文学的深厚基因，各位嘉宾也展开讨论。

韩霁红说，陕西的文学传承和地域文化认知，对陕西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意义：“陕西的地域传承对陕西作家来说很幸运，我的好朋友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方方就曾经给我说，当作家在陕西太幸福了。在广州，你说你是一个作家，可能很好笑，但在陕西说“我是作家”，是一件很骄傲的事情。地域文化的认知对陕西文学的发展有不同的意义。”

仵埂则从历史角度分析了陕西成为文学大省的原因：“你在陕西打车，和司机攀谈，大家肯定都知道贾平凹、陈忠实。而在北京问王蒙、在上海问王安忆，可能没有这么大的认知度。陕西这片土地对文化是热爱的，对文化人是敬重的，这酿造了独特的陕西文化。这才能让写作大军源源不断地涌现，厚重的推力会把这些挑尖的人才推出来。第二，陕西地域文化传承有一个渊源。在现代文学范畴，陕西文学是没有什么影响力的，但当代文学却一下子起来了，这和延安根据地的建立有关，柳青、杜鹏程、胡采、李若冰等一批作家让陕西文学种下了种子，形成了“势”。后来陕西文学的主要人物像贾平凹、陈忠实等，都认为上一代作家对他们构成了深刻的影响，陈忠实就曾经听柳青作报告。大师在天边和大师在身边所构成的那种动力和学习力量是不同的。这一点在陕西作家在文学创作的选材、风格上都表现得很明显，他们都选择了史诗性，拥有厚重的历史感、和时代共振的题材，这和江南作家的取材决不相同，这就是地域的传承。”

但地域文化的传承，一定程度上也成为陕西文学难以逾越的大山。翟传鹏表示：“陕西文学历史悠远，这一方面是资源，一方面也有可能是负担。尤其对于年轻作家而言，面临着大传统、小传统，背景和资源转换的问题。比如题材的选择，年轻作家写新鲜的城市生活写得少，但写乡土能写过前辈吗？”仵埂赞同都市化写作对于陕西作家而言是很关键的转型，“当代生活的主流是都市化进程。我看到陕西很多70年代的作家，他们成长在城市里，但写作的时候，还是有意识地写乡土题材。我也问过他们，对都市生活这么熟悉，为什么要写农村？他们说因为农村题材厚重、城里的生活肤浅。但我发现80后作家写都市的就多了，因为他们的生活和写作的场域发生变化了。”

然而成长于都市的年轻作家，在都市题材写作上也存在困惑，90后作家范墩子表示，城市化进程很短暂，对于作家而言，还难以形成写作的土壤，“中国青年作家面临的普遍问题是城市文明很短暂，因为城市化的进程才几十年。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城里住的都是乡下作家。陕西的大作家为什么那个时代能出类拔萃？同期其他地域的作家写乡镇可能提到现代化的东西，但并不成熟。陕西农村相对封闭，我们的乡村文明就很娴熟，这对作家的写作是很有利的。整个中国城市文明最成熟的是上海，所以上海作家就能很自然地写出带着咖啡味的小说。其他一些地域的作家刻意去写城市反而很糟糕，没有美感。”

对于写作题材转型的困扰，王鹏程认为，无论是农村题材也好、都市题材也罢，怎么写更重要，但他也指出方言写作可能遇到的问题，“陕西的农耕题材、现实主义和方言写作，可能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因为语言体现的是你的思维。陕西作家为啥没有写现代都市生活的？因为他们没有对现代生活的认识，没有形成现代化的市民生活。用现代的眼光去写农村，要重视陕西的文学传承，也要跳出来。”韩霁红也表示，作家就算逃脱不了地域色彩，但也要跳出地域文化来写，“这样才能写出更好、更高级的作品。”

茅盾文学奖与文学创新

文学创新更多的是认识创新、文化创新

文学的传承与创新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中国文学发展，从诗词歌赋到话本、杂剧、小说，是一个不断创新变化的过程。而单就小说而言，还要在叙事上与读者心理期待赛跑。参与讨论的嘉宾一致认为，能让人读下去的好故事是对优秀小说的基本要求，还需要崭新的人物呈现，以及作家用自己的思想、人生观、价值观判断人生，引领精神。

韩霁红以自己在出版社多年的编辑经验来说，现在看书稿越来越痛苦，“当代大部分小说作品，有很多是平庸、肤浅、同质化的，很多小说故事都讲不好。对作家要有使命要求、美学要求，需要在认知、文化上创新。”

当下时代，社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人们生活的变化是迅猛而琐碎的。鲜活的经验如何进入文学，这也是文学有没有新意的关键点。翟传鹏说：“上世纪80年代末形式主义当道，90年代复归现实主义，在技巧上前人探讨很多。现在我们的生活变化是渐变的，并没有激烈冲突、斗争，导致的结果是没有能激荡时代的作品出现。茅盾文学奖多年来似乎没有太多变化，江南的精致与北方的粗犷一直没有改变。我们每天生活的变化带来新鲜经验如何进入文学？什么经验能够羽化生成为文学？现在没有能够把一地鸡毛升华为超拔时代的东西。”

思想力量是统摄材料结构作品的核心，文艺评论家仵埂捕捉到一些作家在思想上的迷茫状态，他说：“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在文学的主流价值，到2000年之后有一个变化，什么是读者喜欢的？文学旗帜往哪个方向引领？许多作家感到迷茫，找不到精神旗帜。于是一地鸡毛用什么统摄？思想力量不存在，就无法结构作品。摆在年轻作家面前的是现代性。传统精神有和现代性吻合的，也有和现代性冲突的，你怎么去解决它？对当代年轻作家提出的要求是，必须在当下生活中寻找高扬的精神。我理解这应该是通向未来的东西，它关照当下生活，对当下生活有一种照亮。哪怕你写感知到生活的困境，比如分裂感，就是有一种思考。”

在各种文本都被前辈尝试之后，年轻作家的创新从文本转向对人性的深入挖掘，青年作家范墩子说：“作家的创新，尤其是青年作家，要尽最大的可能发现文学的现代性。不是狭义的先锋主义或者现代派，放大人性的各种可能性，本来就是创新。为什么现在很多作品读不下去？因为作家没有一双冷眼，去思考人在当下城市化进程中撕裂的感觉。我们所面临的乡村文明，和贾平凹面临的是不一样的，年轻人可以写出现代性，写出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文明的沦落、丧失。作家的眼睛要发现不一样的地方。”

对文学发展不可避免遭遇的现代主义，文学评论家也有着相当的警惕，王鹏程说：“现代主义有时候会带来负面情绪，大家都写绝望孤独，但我们在生活中看到很多美好、温暖的东西支撑着我们。比如很多人描写农民工生存艰难，但好多农民工可能没有失败感，只是观察角度不同而已。还有一些人写到农民会说他们讲粗话，这不能一概而论，很多农民比城里人有教养。写作品要有大量事实支撑的。一些作品没有宏大叙事，从小处入手，但作品从文化、宗教等层面有着多种解读的可能，不失为好作品。从与外国文学的比较来看，为什么我们的很多作品看不下去，而外国文学能读进去？这中间有一种陌生化审美。所有创新就是陌生化的个人经验。文学创新，更多的是认识上的创新。”

韩霁红对本期华商文学院几位嘉宾的思想碰撞总结道：“当下，世界文学创作、评论多元化，不同文学观念、不同认知对文学的理解有所不同。一个文学奖也是见仁见智，因为每个人对好作品的标准不同。文学关注的是世道人心。真正好的作品不是评出来的，是读者读出来的，只有读者的肯定才能检验是不是好的作品。经得起历史和时间考验的才是好作品。祝福那些孤独、寂寞、苦苦探寻的写作者。”华商报记者 路洁 罗媛媛

（嘉宾发言仅代表个人观点，与本栏目立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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