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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文学院 茅盾文学奖与中国文学

来源:华商报 2019-08-27 01:54   https://www.yybnet.net/

本期主持人

韩霁红:太白文艺出版社总编辑

本期嘉宾

仵埂:西安音乐学院教授、著名文艺评论家

王鹏程: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

翟传鹏:西安邮电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讲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范墩子:青年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

8月16日,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揭晓,5部获奖作品分别是梁晓声的《人世间》、徐怀中的《牵风记》、徐则臣的《北上》、陈彦的《主角》和李洱的《应物兄》(按得票数排序)。四年评选一次的茅盾文学奖,是以褒奖中国最优秀的长篇小说而创立,是中国文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而陈彦的《主角》获得茅盾文学奖,让文学陕军再次迎来高光时刻。华商文学院第三期,邀请来自文学创作、文学编辑、文学评论领域的嘉宾,从茅盾文学奖说开去,透视中国文学的传承创新。

茅盾文学奖与当代文学面貌

年轻作家作品的“好读”让人惊喜

诸位嘉宾首先对本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发表了最真实的读后感,韩霁红认为徐则臣的《北上》展示了高超的驾驭能力,“《北上》通过历史和当下时空交错,打通了中西古今,艺术驾驭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都非常高级”。翟传鹏则认为获奖作品各有特色,但也在不同方面各有所长,“《北上》以叙事取胜,《主角》故事性更强,借助人物成长过程回溯戏剧发展史;李洱《应物兄》切入的点比较好,它是关乎当下的;梁晓声则延续了他最擅长的知青叙事,讲述知青们成长的过程。可以说是各有各的特点,但都紧扣当下社会大家关心的问题,充分展现了茅盾文学奖的导向。”

本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有一个特点,就是“四世同堂”,有1929年出生的徐怀中,1949年出生的梁晓声,陈彦和李洱是60后,徐则臣出生于1978年,可以说老中青作家都涵盖其中。韩霁红认为这很好地彰显了茅盾文学奖的包容性。而最年轻的徐则臣身上所展示的年轻作家作品的“好读”获得了所有嘉宾的一致认可。仵埂认为这是年轻一代作家的显著特点:“过去我们的文学作品,过多讲究了宏大叙事,而忽略了阅读快感。毕竟文学作品有寓教于乐的意义,一部作品必须让人有兴趣看下去,好读很重要,因为再宏大的叙事,让人看不进去不行。我觉得现在年轻作家的作品,就更加有趣好读,年轻作家的画面感、叙事角度有他们的追求和想法,或者是时代带来了创作心理发生变化。徐则臣的《北上》就既好读,又写了一个大主题,文化主题特别深厚,又是时空交错。尤其清代末期的那一段我特别爱读。”韩霁红也表示:“陕西文学或者说现当代文学作品一直都是很结实,讲究宏观叙事,但缺少了灵动有趣。年轻作家的丰富性多元性,就显得不那么闷了。”

年轻作家作品的“好读”性受到前辈的肯定,年轻作家也羡慕前辈们作品中反映出的宏大时代感,范墩子就说:“传统作家的作品更宏大复杂也更有民族气息,是能从内在打动你的东西。陕西作家和南方江南作家有明显差别,可能地域特色牵绊了文学发展,但年轻人追求先锋的同时,也丢失了某种传统的古朴的东西。很多年轻作家的作品很酷很炫技,但回归到写作对于时代精神的表达上,还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更好。”

茅盾文学奖与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是源源不断的河流

也是有待翻越的大山

今年陕籍作家陈彦的作品《主角》获得茅盾文学奖,让文学陕军的名号又叫响了一次,可以说家乡是每位作家的文学根据地,而陕西这片根据地尤为耀眼,对于陕西文学的深厚基因,各位嘉宾也展开讨论。

韩霁红说,陕西的文学传承和地域文化认知,对陕西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意义:“陕西的地域传承对陕西作家来说很幸运,我的好朋友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方方就曾经给我说,当作家在陕西太幸福了。在广州,你说你是一个作家,可能很好笑,但在陕西说“我是作家”,是一件很骄傲的事情。地域文化的认知对陕西文学的发展有不同的意义。”

仵埂则从历史角度分析了陕西成为文学大省的原因:“你在陕西打车,和司机攀谈,大家肯定都知道贾平凹、陈忠实。而在北京问王蒙、在上海问王安忆,可能没有这么大的认知度。陕西这片土地对文化是热爱的,对文化人是敬重的,这酿造了独特的陕西文化。这才能让写作大军源源不断地涌现,厚重的推力会把这些挑尖的人才推出来。第二,陕西地域文化传承有一个渊源。在现代文学范畴,陕西文学是没有什么影响力的,但当代文学却一下子起来了,这和延安根据地的建立有关,柳青、杜鹏程、胡采、李若冰等一批作家让陕西文学种下了种子,形成了“势”。后来陕西文学的主要人物像贾平凹、陈忠实等,都认为上一代作家对他们构成了深刻的影响,陈忠实就曾经听柳青作报告。大师在天边和大师在身边所构成的那种动力和学习力量是不同的。这一点在陕西作家在文学创作的选材、风格上都表现得很明显,他们都选择了史诗性,拥有厚重的历史感、和时代共振的题材,这和江南作家的取材决不相同,这就是地域的传承。”

但地域文化的传承,一定程度上也成为陕西文学难以逾越的大山。翟传鹏表示:“陕西文学历史悠远,这一方面是资源,一方面也有可能是负担。尤其对于年轻作家而言,面临着大传统、小传统,背景和资源转换的问题。比如题材的选择,年轻作家写新鲜的城市生活写得少,但写乡土能写过前辈吗?”仵埂赞同都市化写作对于陕西作家而言是很关键的转型,“当代生活的主流是都市化进程。我看到陕西很多70年代的作家,他们成长在城市里,但写作的时候,还是有意识地写乡土题材。我也问过他们,对都市生活这么熟悉,为什么要写农村?他们说因为农村题材厚重、城里的生活肤浅。但我发现80后作家写都市的就多了,因为他们的生活和写作的场域发生变化了。”

然而成长于都市的年轻作家,在都市题材写作上也存在困惑,90后作家范墩子表示,城市化进程很短暂,对于作家而言,还难以形成写作的土壤,“中国青年作家面临的普遍问题是城市文明很短暂,因为城市化的进程才几十年。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城里住的都是乡下作家。陕西的大作家为什么那个时代能出类拔萃?同期其他地域的作家写乡镇可能提到现代化的东西,但并不成熟。陕西农村相对封闭,我们的乡村文明就很娴熟,这对作家的写作是很有利的。整个中国城市文明最成熟的是上海,所以上海作家就能很自然地写出带着咖啡味的小说。其他一些地域的作家刻意去写城市反而很糟糕,没有美感。”

对于写作题材转型的困扰,王鹏程认为,无论是农村题材也好、都市题材也罢,怎么写更重要,但他也指出方言写作可能遇到的问题,“陕西的农耕题材、现实主义和方言写作,可能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因为语言体现的是你的思维。陕西作家为啥没有写现代都市生活的?因为他们没有对现代生活的认识,没有形成现代化的市民生活。用现代的眼光去写农村,要重视陕西的文学传承,也要跳出来。”韩霁红也表示,作家就算逃脱不了地域色彩,但也要跳出地域文化来写,“这样才能写出更好、更高级的作品。”

茅盾文学奖与文学创新

文学创新更多的是认识创新、文化创新

文学的传承与创新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中国文学发展,从诗词歌赋到话本、杂剧、小说,是一个不断创新变化的过程。而单就小说而言,还要在叙事上与读者心理期待赛跑。参与讨论的嘉宾一致认为,能让人读下去的好故事是对优秀小说的基本要求,还需要崭新的人物呈现,以及作家用自己的思想、人生观、价值观判断人生,引领精神。

韩霁红以自己在出版社多年的编辑经验来说,现在看书稿越来越痛苦,“当代大部分小说作品,有很多是平庸、肤浅、同质化的,很多小说故事都讲不好。对作家要有使命要求、美学要求,需要在认知、文化上创新。”

当下时代,社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人们生活的变化是迅猛而琐碎的。鲜活的经验如何进入文学,这也是文学有没有新意的关键点。翟传鹏说:“上世纪80年代末形式主义当道,90年代复归现实主义,在技巧上前人探讨很多。现在我们的生活变化是渐变的,并没有激烈冲突、斗争,导致的结果是没有能激荡时代的作品出现。茅盾文学奖多年来似乎没有太多变化,江南的精致与北方的粗犷一直没有改变。我们每天生活的变化带来新鲜经验如何进入文学?什么经验能够羽化生成为文学?现在没有能够把一地鸡毛升华为超拔时代的东西。”

思想力量是统摄材料结构作品的核心,文艺评论家仵埂捕捉到一些作家在思想上的迷茫状态,他说:“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在文学的主流价值,到2000年之后有一个变化,什么是读者喜欢的?文学旗帜往哪个方向引领?许多作家感到迷茫,找不到精神旗帜。于是一地鸡毛用什么统摄?思想力量不存在,就无法结构作品。摆在年轻作家面前的是现代性。传统精神有和现代性吻合的,也有和现代性冲突的,你怎么去解决它?对当代年轻作家提出的要求是,必须在当下生活中寻找高扬的精神。我理解这应该是通向未来的东西,它关照当下生活,对当下生活有一种照亮。哪怕你写感知到生活的困境,比如分裂感,就是有一种思考。”

在各种文本都被前辈尝试之后,年轻作家的创新从文本转向对人性的深入挖掘,青年作家范墩子说:“作家的创新,尤其是青年作家,要尽最大的可能发现文学的现代性。不是狭义的先锋主义或者现代派,放大人性的各种可能性,本来就是创新。为什么现在很多作品读不下去?因为作家没有一双冷眼,去思考人在当下城市化进程中撕裂的感觉。我们所面临的乡村文明,和贾平凹面临的是不一样的,年轻人可以写出现代性,写出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文明的沦落、丧失。作家的眼睛要发现不一样的地方。”

对文学发展不可避免遭遇的现代主义,文学评论家也有着相当的警惕,王鹏程说:“现代主义有时候会带来负面情绪,大家都写绝望孤独,但我们在生活中看到很多美好、温暖的东西支撑着我们。比如很多人描写农民工生存艰难,但好多农民工可能没有失败感,只是观察角度不同而已。还有一些人写到农民会说他们讲粗话,这不能一概而论,很多农民比城里人有教养。写作品要有大量事实支撑的。一些作品没有宏大叙事,从小处入手,但作品从文化、宗教等层面有着多种解读的可能,不失为好作品。从与外国文学的比较来看,为什么我们的很多作品看不下去,而外国文学能读进去?这中间有一种陌生化审美。所有创新就是陌生化的个人经验。文学创新,更多的是认识上的创新。”

韩霁红对本期华商文学院几位嘉宾的思想碰撞总结道:“当下,世界文学创作、评论多元化,不同文学观念、不同认知对文学的理解有所不同。一个文学奖也是见仁见智,因为每个人对好作品的标准不同。文学关注的是世道人心。真正好的作品不是评出来的,是读者读出来的,只有读者的肯定才能检验是不是好的作品。经得起历史和时间考验的才是好作品。祝福那些孤独、寂寞、苦苦探寻的写作者。”华商报记者 路洁 罗媛媛

(嘉宾发言仅代表个人观点,与本栏目立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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