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制省戏校校牌的往事 □贾自立

陕西省戏曲学校校牌作者供图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曾在陕西省戏曲学校办公室工作。该校最初坐落在东大街西安饭庄后边的菊花园，是一座门朝北的院子，当时只有京剧班和同州梆子班。不久后，戏校在现文艺路陕西省歌舞剧院、省京剧院位置建造了新校舍。1959年，尚小云先生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来陕任教，这时戏校规模已达五个剧种六个班，分为汉剧班、京剧班、同州梆子班、道情班和两个秦腔班（其中一个秦腔班是为青海省代培学员），在校师生将近600人。

随着戏校工作步入正轨，为师生制作校牌的事就提上了日程。现在看来，小小校牌似乎无足轻重，但在当时，校牌可是一种重要的身份证明，若学生到外地去，有校牌就可以免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戏校领导在充分考虑师生的诉求后，于校办公会上通过了制作校牌的事项，具体由办公室负责办理，任务随之落在我的身上。当时我对制作校牌一事并不熟悉，恰好有位从外单位调来的同事熟门熟路，于是我就向他咨询，随后相约一起骑着自行车来到与西大街交会的广济街，从广济街北口进去不远有一处门面，他告诉我这个地方就可以做。该店门靠西，黑亮的两扇门大开着，并有一个固定的柜台。进门后，我猛然想起，这正是我小时候跟爷爷来西安时买镰刀和铡刀刀刃的地方，当时比较有名，叫“胡全林刀铺”。

我们和接活人员搭了话，他把我俩引到柜台前，柜台玻璃下面摆放着许多纪念章和校徽、校牌的样品，他拿了几样给我们看，做得果然精细。接活人员随后向我们提出了几种建议，我们认真听取后商定：老师校牌为红底黑字，学生为白底黑字。接下来是字体设计。这时站在旁边的一位老同志问我们要什么字体，我说要书写体。这位老同志随手拿起一张旧报纸，撕下半张平铺到柜台上，拿起毛笔写下“陕西省戏曲学校”几个字。我俩一看觉得这字不错，老同志得意地说：“要是看上了就给两毛钱。”我心里纳闷，便问：“写这俩字还要钱？”老同志继续说：“给你们要得少了，我还有点吃亏。”我一听，怕他加价，于是赶紧和同事商量，决定就用这个。

设计敲定后，我问接活人员：“什么时候能制作完成？”接活的人说：“最少得一到两个月。”我表示时间太久了，他解释道：“这活看起来简单，但要经过制作模型、选料、冲压、烤漆、电焊、抛光、打号多个工序。我们要先给你们做样品，你们看了后，如果满意，才能加工制作；如果不满意，我们还要加工修改，直到你们满意了才能正式制作。”

过了一个多星期，制作单位如约送来了样品，我让校领导和几个班主任看了看，他们都比较满意，于是交了预付款。一个多月后，制作方派人提着一个手提箱来学校交货。打开箱子，里面分为多个包裹，每包内含50枚校牌，依次排列，一共766枚。经过认真验收后，校方结了尾款。整理完毕后，学校开始按计划让各班发放校牌，并把“不能私自借给外人佩戴”作为纪律向全体师生进行传达。那时候师生一般都穿中山服，有四个口袋，学校为此专门强调：校牌一定要戴在左上角口袋上边，而且要戴正，因为校牌代表一个学校的尊严和纪律。此后，每当学校集会时，学生们就穿着整洁统一的服装并佩戴着校牌，看起来非常整齐。那时一般学校还没有校牌，所以我们的学生队伍走在大街上很引人注目。我记得有一次，京剧班学员排队步行至和平门里电影院演出《杨门女将》，当他们走在环城路上时，引起许多群众注目，有好奇者凑近学生看胸前的校牌，了解是哪个学校的，之后啧啧称赞：“原来是戏校的娃们，难怪个个看着心疼（指模样好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演出场所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如若不购票又想看演出，只要报出是哪个剧团的，门口查票的工作人员就予以放行，但是进去后只能站着观看。我们学校有些学员刚从外县招来不久，不知道这个规矩，周末他们想看演出又无钱购票，于是站在剧场门口张望。有一回，门口收票的工作人员看到这些同学都佩戴着陕西省戏曲学校校牌，便问道：“你们是省戏曲学校的学生，得是想看演出？”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是！”工作人员说：“那你们进去，不要喧哗。”有了这次经历，一传十、十传百，陕西省戏曲学校校牌就成了同学们周末进城看戏的通行证。后来这种事传到了校领导的耳朵里，他们很生气，随后规定师生们不准佩戴校牌到兄弟剧团“蹭戏”；倘若真要想看，就由学校统一组织，专门学习观摩。

时光如梭，一晃近60年过去了，我依然珍藏着陕西省戏曲学校的校牌，它没有因时间的久远而锈蚀，依然熠熠生辉光灿如新，散发着青春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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