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伯平生于1902年7月1日,是从三秦大地走出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还被称为文艺战线上的“志愿兵”,对陕西戏曲文艺的创建、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卓越的建树和独特的贡献。
1939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机关驻云阳镇时,经伯平、汪锋提议,省委批准成立了党领导的第一个职业化革命戏曲团体——“七月剧团”。赵伯平提出剧团的宗旨,就是教育人民,打击敌人。随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这个剧团一直活跃在陕甘宁边区的关中老解放区,与工农兵相结合,为工农兵服务,为战争和生产服务。
赵伯平从小爱好戏剧。学生时代就参加宣传演出,反帝反封建。在抗日战争期间,他长期担任陕西省委领导职务,主管宣传教育工作,为创建关中秦腔剧团、发展革命文艺、宣传团结抗日政策做出了特殊贡献。赵伯平不仅为“七月剧团(后几次更名为西北剧团、八一剧团、关中八一剧团)制定工作方针,进行艺术指导和思想教育,而且更为可贵的是为剧团创作了不少剧本。当时的“七月剧团”,所以唱得很红,主要是演了伯平创作的被称为“新秦腔”的现代戏。
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办剧团是件新事,也是件难事。为了帮助剧团健康成长,赵伯平从政治到生活,从导演到演员,从音乐到唱腔,从服装到化妆,什么是开衩袍子马蹄袖,什么是前五后六八字步,怎样打板,怎样保护嗓子,手把手地言传身教。
有一次演出时,有个演员把“国民党把民财并未都用在抗战上”一句台词,错唱成“并未有”用在抗战上。伯平看完戏后,把剧团领导和那位演员找来严肃地说:“你们犯了‘一个字’的错误,怎么把‘都’,字唱成了‘有’字?!‘并未都’的意思,是说国民党把民财没有全部用在抗战上,是消极抗战,这是事实。而你唱成‘并未有’,是说国民党把民财一点也没有用在抗战上,这不是事实。如果国民党说我们造谣,这一字之错,就会闹出大乱子来!”
赵伯平进一步又从剧团的战斗作用上强调说:“你们是剧团,也是炮团,一个剧本就是一门炮,一句台词就是一发炮弹,要瞅准目标,百发百中,不能乱发,更不能滥发。”他鼓青年演员刻苦学习,“要想戏路通,全靠少年功”,“不经七冬八夏,哪会唱、念、做、打?!”“五年的胳膊十年的腿,二十年练不好一张嘴”。他还用具体事例,从正反两个方面教育演员,不练好基本功,“字不正,腔不圆,一辈子唱戏都是粘、粘、粘!”要求演员在“练”字上下苦功。
他创作的被称为“新秦腔”的现代戏。其中主要有《新考试》《大上当》《祁半仙》《抓汉奸》《特种学校》等。这些剧本,虽然题材各异,但都从不同角度有力地宣传了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尖锐地揭露了国民党投敌卖国、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本质。尤其是他的剧本风格,突出的特点是妙趣横生,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喜剧色彩很浓。如《抓汉奸》中一个敌军官唱道:
“军装穿得齐而整,
好在人前摆威风。
见了上司恭而敬,
把冷娃耍给老百姓。
弟兄不听我的令,
一训二打不留情。
白天吃的磨擦饭,
黑夜念的降日经。
乡党说咱太懵懂,
亲戚说咱胡咕咚。
管它懵懂不懵懂,
得威风来且威风。”
“七月剧团演的戏,为咱百姓出了气!”就是广大农民群众对赵伯平剧本既朴素而又中肯的评价。
赵伯平说“戏情即世情,欲知世情看戏情”。1941年秋至1942年夏,他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改编了大型传统戏《三滴血》,突出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把《韩宝英》改编为《石达开》,突出反对不顾大局、拥兵自重的分裂主义;改编大型现代剧《民族魂》,突出团结抗战、反对投降主义。这三个剧本,由八一剧团排练上演后,很受群众欢迎。1942年10月,八一剧团徒步赴延安公演,历时两个半月,演出60余场,观众12万人次,轰动延安。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演出时,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看了戏。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礼堂演出时,林伯渠、谢觉哉等领导同志看了戏。毛泽东说,戏的内容和表演都好。并委托中央办公厅给剧团赠送了书有“推陈出新”四个大字的幕幛和一条10米长的横额,上书“为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而奋斗”。群众对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戏,不但不反对,而且赞不绝口,拍手叫好。
(节选自《赵伯平》)(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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