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母谅解虐童案生父刑罚能否向生计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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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家庭暴力意味着任何家暴行为、任何家暴人员的“零容忍”。而这种“零容忍”所辐射的对象，也包括那些虽然没亲自参与家暴，但却存在失职或姑息的监护人。

7月4日，陕西继母虐童案男童生父赵某，在渭南市临渭区法院开庭受审，检察院拟以虐待罪和遗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开庭前，孩子生母向法院递交了一份谅解书，希望法院轻判赵某，让其早点出来照顾孩子。男童代理律师邓学平称，男童生母的谅解书对法院量刑肯定会有影响，两罪并罚，赵某刑期应该不超过7年。

2017年3月底，发生在陕西渭南的一起虐童案令人震惊。年仅6岁的鹏鹏遭继母孙某虐待，造成75%颅骨损伤，被送进重症监护室，一度心脏骤停，经过辗转多家医院救治后，一直昏迷至今。经鉴定，鹏鹏构成重伤一级。

在其继母孙某获刑16年之后，今年1月，鹏鹏生父赵某被刑拘。法院查明，赵某明知儿子遭继母虐待而不管，还将重病儿子遗弃医院。检察院认为，应当以虐待罪和遗弃罪，追究赵某的刑事责任。

从现行法律上看，被虐男童父亲赵某理应被追究刑责。虽然他没有与孙某一起实施暴力行为，但所作所为一样让人寒心、令人发指。

家庭暴力，虽然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却是最为恶劣、丑陋的社会毒瘤。反家庭暴力，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必须对任何家暴行为、任何家暴人员“零容忍”。而这种“零容忍”所辐射的对象，必然也包括那些虽然没亲自参与家暴，但却存在失职或姑息的监护人。

然而，孩子生母向法院递交谅解书，希望法院轻判赵某的诉求，无疑会成为赵某得到“从宽”处理的酌定情节。根据最高法《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虽然没有经济赔偿，但取得对方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

孩子生母之所以出具谅解书，与本人缺乏抚养孩子的经济能力不无关系。其实，对家庭成员犯下了罪过，却以照顾家庭成员之名，获得法律的“宽宥”，也是很多家庭暴力案件中常面临的尴尬。

尽管《反家庭暴力法》明确规定，监护人实施家庭暴力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依法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另行指定监护人”，“被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加害人，应当继续负担相应的赡养、扶养、抚养费用”。然而，现实情况却是，为了被监护人的生计权益，不得不容忍有家庭暴力劣行的监护人，甚至为其网开一面。

无独有偶，此前备受关注的“南京虐童案”被告人、养母李某，使用抓痒耙、跳绳等对养子进行抽打，造成对方轻伤一级。曝光后，李某被追究刑责，但养子的抚养也成了问题，最后仅以犯故意伤害罪，轻判有期徒刑6个月。

然而，如鹏鹏案所遭遇的困境一样，在给予施暴者严厉制裁和对受害人救济保障之间该如何权衡、取舍，成为一道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基于司法解释对于各级法院的指导效力，地方法院在审判案件时必须执行，这就意味着，当判决最后下来，对赵某的处罚程度，可能与人们猜测的刑罚还有一定距离。

纵观家庭暴力案件，在残酷无情的虐待中，亲情早已消弭殆尽，此时仍留出“从轻”通道，虽然是对现实的退让，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从民众对正义的诉求这一角度来说，仍是一种遗憾。

对此，我认为，在追究被告人法律责任的同时，也应持续关护那些受到伤害的被监护人。面对痛苦的受害者，或为其指定监护人，或提供医疗、学习、生活保障，编织起一张安全、温暖的保护之网，也是法治和人本精神的体现。也唯有如此，才能更彻底地切除毒瘤，少一点家庭悲剧发生。

而对受害人补上救济保障的短板缺项，也就打消了对监护人该追责却不敢追责的顾虑。让该打的板子落不下来，杜绝司法机关对家暴者惩罚追责上“瞻前顾后”的现象，不轻饶、不放过任何一个施暴者、失职监管人，才能切掉家暴这颗侵害儿童权益的毒瘤。

□吴真晗（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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