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评论］ 叶茂源于根深 侯波近年小说漫说

文/白晔

由柳青、王汶石等著名作家开启的当代陕西乡土文学叙事，以其直面新现实，歌吟新生活的独特追求，为陕西当代文学铸就了一个时代的辉煌，也为中国当代文学添加了浓重的陕西元素。这样一个闪耀于陕西、影响了全国的乡土文学叙事传统，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因陈忠实、贾平凹、路遥、邹志安等人的继承与创新，不仅重新得到接续，而且又有新的发展。但在进入新世纪之后，这样一个重要的乡土文学叙事传统，从作者到作品，都好像有些代际断裂，明显青黄不接。这种境况，不能不让关切陕西文学创作和关心乡土文学叙事的人们为之忧虑，感到焦急。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侯波小说及时出现，并以其率性直面乡土现实，浓烈的现实主义气息，让人们看到了陕西乡土文学叙事传统在新一代作家身上的生根发芽。事实上，侯波和他的小说创作，看起来是个人的单打独斗，而实际上既含着陕西乡土现实的原有本色，又带着陕西乡土文学叙事的鲜明印记，是陕西乡土文学叙事传统在当下时代的新的复活。

侯波的小说创作始于1985年，处女作为发表在《当代》1986年第一期的《黄河之歌》。1985年至今，已29个年头。29年来，侯波既没有疏离于乡土，也没有放弃写作，他如同一头埋首犁地的老牛，只管耕耘，不问收获。这种执着，这种坚韧，终使他在出版了《稍息立正》《春季里那个百花香》等四部中短篇小说集之后，赢来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受到了文坛的如潮好评。他的近作陆续被各种小说排行榜和作品年选收入，评论家的评论与读者的读后感也时见于纸媒与网络。老资格的文学新人侯波的重新被发现、被关注、被评说，是耕耘必有收获的绝好诠释，也是根深必将叶茂的最好证明。

侯波小说你一接触，就会感到它的与众不同，跟踪阅读之后，更会加深这一印象，那就是地气十分充足，元气格外淋漓，一篇篇作品如同刚从生活的泥壌里挖掘出来的一方方泥土，冒着热气，带着晨露；他那一支笔，也如同与泥土须臾不离的一只犁，犁出来的，是乡土现实之墒情，乡村生活之风情，而且这墒情、风情里，既有黄土高原之乡情，又有当下中国之国情。

即以他近几年来的小说为例，《春季里那个百花香》，就由村里组织秧歌队的起起落落，把当下农村的现实境况揭示得一览无余。为落实镇里下达的在春节期间组织起一支秧歌队的任务，村长侯方方跑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但就是怎么也难以组织起来：信耶稣的妇女们要唱耶稣歌，男人们更愿耍赌博，好不容易动员起来的秧歌能手红鞋，却因和邪教结怨，被人诬告进了派出所。秧歌队敌不过唱诗班，赢不了耍赌博，其原因说起来确实令人奇怪又困惑，那就是李翠翠所说的“这日逑怪事，现在是人越来越有钱了，可越来越神神道道了。”农民的日常生计不再发愁了，但文化生活的乱象却令人担忧。这种经济与文化的不成正比、物质与精神的极大反差，正是当下农村更为真切也更为严峻的现实图景。

《乡情小学》《上访》《2012年冬天的爱情》，都涉及农人的上访事件，看起来都是农村发展引起的种种矛盾纠葛的表现，但若深究下去，却都另有玄机。陆教授为青山村援建一所小学之后，就被乡里黏住不放，因建学校占了红鞋家的地，乡里一直无意赔偿，红鞋找到乡里，告到县里，均无结果后，就去堵了学校的大门。陆教授无辜受累，红鞋也无处申冤，究其底里，是乡里为了所谓的招商引资的面子蛮干硬上，不察民情，不顾实际。《上访》里的祁乡长，几乎像是钻进风箱里的老鼠，前后受堵，两头受气：扩建公路需要住户拆迁，却有官员亲戚暗中作梗；引进的红根韭菜因卖不出去，被乡民推在了乡政府门口；为盘活石马陵的文物来弥补乡财政的不足，好生招待神通广大的马经理，陪吃，陪喝，陪玩，甚至拉来小姨子充当小姐……因为上级领导的决策脱离群众和不切实际，使得祁乡长的每一项工作都步履蹒跚，格外维艰。《2012年冬天的爱情》描写为了监视有上访前科的老钟夫妇，两个本乡干部加上两个大学生村官两路人马，披星戴月，忙前忙后，而老钟夫妇因修路占地、占房的未决问题，却全然被人们置之了脑后。在这些作品里，乡村原有的伦理秩序的失范，本有的精神依托的迷乱，以及领导与管理工作的官僚与涣散，共同构成了热气腾腾又纵横交错的立体画面，让人为之触目，更让人为之揪心。这种面对矛盾不加掩饰，揭示问题不打折扣的如实描写，背后衬托出来的，是作者基于自己对于农村的熟谙，对于农人的热爱，对其发展中引发的问题与变化中的倾斜走向，深怀忧患意识的揭示，满怀愤懑情绪的抨击。

侯波笔下的人物，常常是好心办不成好事，好事难有好的收场，总是处于各种矛盾的夹缝之中，除了无奈之外，很难有所作为。《春季里那个百花香》里的侯村长是这样，《上访》里的祁乡长是这样，《乡情小学》里的陆教授也是这样。祁乡长的难处，在于上面的指令都要一一落实，下面的难题都要一一解决，他作为连上接下的交叉点与变压器，只能勉为其难，尽力应对。从修路拆迁到韭菜事件，一件比一件更难，他没有推诿，没有躲避，而是在忍辱负重中尽力寻找解决的办法。但好心自有好报。当村民们误以为县上要撤他的职时，纷纷来找县长求情，并郑重送上“公道人心”的大匾，让这个总受夹板气的乡长顿时高兴起来，一边推辞着不想接匾，一边让老婆给大家发烟。侯方方村长要完成的组建秧歌队的任务，也是各种意想不到的阻碍纷至沓来，他既要去说服那些信耶稣的妇女们，又要去争取那些耍赌博的男人们，还要和暗中的邪教势力不断较量，而镇上和县上的领导们不顾实情一再施压，无助又无奈，单纯又善良的侯村长，只能把完成任务的希望寄托于自我的想象与徜徉。而陆教授更是由资助办学的一桩好事，引来无尽的麻烦，办了学校，还要再办猪场，以使乡里更有面子，更显政绩，村里未能给红鞋兑现的承诺。又使红鞋迁怒于自己，封了学校的门，又拉走圈里的猪，最后只能“孤零零一个人”铩羽而归。陆教授吃力不讨好的故事，看来损失的是他自己，实际上更大的损伤是“乡情”。因为“乡情”小学的无疾而终，正是乡情溘然泯失的有力例证。

农村裂变的当下现状，乡土异动的种种实情，侯波小说几乎做了顺藤摸瓜式的跟踪与细针密缕式的反映。因为这种跟踪更具文学性，这种反映更带典型性，它给人们的印象更为强烈，冲击更为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说，侯波的小说不妨可看作是小说版的当代农村调查报告，其现实意义与社会意义也可能要大于其文学意义与审美意义。

侯波小说的长处与短处，可能都在于写实强于写虚，温和胜于锐利。他的小说，读来既温柔敦厚，又略显谨小慎微；既密针细缕，又过于紧实绵密。如何达到虚实相间，张弛有致，如何做到绵里藏针，刚柔并济，他仍然有许多文章可做。但我对他抱有很大的信心，怀有很多的期待，因为他在最为关键的问题上，有自己确定的目标，也有高度的自信，那就是“作家凭的是个人的思想深度、生活积累和对生活的感悟能力”，“写小说如同养娃娃，好娃娃需要的是好种子，好土地，漫长的孕育过程”。如此接地气、有底气的认识，使他始终把写作之根深扎在乡土的泥壌中，汲取着最为鲜活的生活的养分。根深必然叶茂，叶茂源于根深。因而，侯波的根植于生活深处的小说写作，总会开出新花，总能结出硕果，是完全可以期待的，也是毋需置疑的。（作者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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