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一九七七年高考

党科弟

今年是1977恢复高考的42周年，回忆起42年前参加高考的前前后后，一幕幕往事犹如昨天发生的一样，历历在目，终生难忘。

1966年6月18日，正当我们充满信心，准备参加7月份的高考时，广播里传来了中央“废除高考制度”的通知，这个消息犹如一块巨石，堵死了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大学之路。随后我们同其他学子一样，卷入到文革的“破四旧”“斗批改”“上山下乡”的潮流中去。看到一批又一批被推荐的“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我们这些人对上大学残存的一点希望彻底破灭了，只好扎根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再后来就是娶妻生子，养家糊口，心灰意冷，前程渺茫，在艰难苦涩中消磨时光，只能用无奈、惆怅、愤懑、压抑、困惑、失落形容当时近乎绝望的心情。

1977年10月21日，中央发出恢复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的消息，并且允许“老三届”学生参加高考，犹如一股强劲的春风吹醒了我们已经冰凉的心。恢复高考的消息是突然的，但它带给人的却是强烈的震撼和冲击，这意味着还有人惦记着”老三届”学生，意味着他们还有上大学的希望。

对于参加不参加高考，当时自己有两点担心：一是年龄上了三十，能不能适应大学生活，完成学业；二是有点怀疑，允许“老三届”参加高考会不会是个幌子，录取标准上能否一视同仁也不好说。在十字路口徘徊、迟疑了几天后，亲属、同事们的支持鼓励，家庭生活的窘迫穷困，终于把我逼上了“试一试”的境地，决心定在高考前的二十天。

复习功课的艰辛就不赘述了。好在考试后没有人施加压力，心情坦然平静，我对录不录取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只能听天由命，还是照常做自己该做的事。直到腊月三十，邮递员把录取通知书送到我家时，高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那一年，是我有生以来度过的最有意义的一个春节，全家都沉浸在欢乐的氛围中，我也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很久以后我才了解到事情的整个过程：

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抓各项工作的整顿，在谈到科研工作时说：“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必照顾干部子弟。”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在公开讲话中讲到大学要从高中毕业生中选新生的问题。

早在1975年7、8月间，时任中科院领导小组分管中国科技大学的李昌同志向邓小平汇报科技大学恢复招生的生源问题时说：“我们打算直接从1965至1967年三年的高中毕业生中录取，采取自愿报名、严格考试、半工半读的方法。”邓小平赞成说：“这个办法好。”

1977年8月4日至6日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座谈会上邓小平讲话推翻了1971年教育工作会议上做出的“两个估计”，毅然拍板恢复高考。从而使积累多车的几百万初高中生有幸进入考场，这一举动改变了一代青年的命运。

1977年8月13日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一年内召开两次高校招生会议，这是前所未有的。10月11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指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意见》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

1977年12月10日是全国统一高考日，全国570万考生兴高采烈地走进考场，年龄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都有，当年共录取27万人，录取率4.7%，陕西1977年参加高考的有24.6万人，录取13276人，录取率5.4%，我们有幸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被录取的人。

五年的大学生活虽然是紧张单调的，但心情始终是轻松愉快的。上大学给了我改变命运的机会和希望，也为我接受完整的高等教育创造了条件，让我在走向社会之前学到了做人的本领，打下了展示自我、发挥才智的基础，实现了人生道路上“鲤鱼跳龙门”的大跨越。

我和当年被录取的所有考生一样，打心眼里感谢邓小平，没有他的英明决策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是他给了我们上大学的机会，也让我们度过了五年难舍难忘的大学生活。

难忘1977年的高考，难忘恢复高考的重大决策人———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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