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名背后的作家故事

□王永福游览旧书市场，一本名为《中国作家笔名探源》映入眼帘，忍不住随手翻阅书的目录和内容梗概，看到是介绍现代中国著名作家笔名的来龙去脉，散文家秦牧为之作序，便收入囊中，看个究竟。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多作家发表作品时，采用了笔名，鲁迅先生是笔名最多的，有人统计过，一共用了128个，这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空前的，既反映了他发表文章之多，作品战斗性之强，和敌人封锁之严，也见出鲁迅先生以笔作刀枪的顽强战斗精神。

考研起来，作家们的笔名大都富有历史特征和时代色彩，饶有深意，往往反映了个人的性格和理想，打上了各自的经历印痕和思想追求。有些笔名的背后讲述了作家的故事和人生道路，有的笔名甚至引起中央首长的关注。

著名诗人艾青用的就是笔名，原名蒋正涵,号海澄，读者反而有些陌生，对这一笔名，过去有种种解释，有人说，艾青姓蒋，他痛恨蒋介石背叛革命、出卖民族、屠杀人民，在国民党监狱里，艾青把“将”字去掉，留下草头，变成“艾”字，有的诗人，将艾青的笔名写入诗中：

“他姓艾，方兴未艾的艾，他叫青———正是年青的青……”

后来诗人自己出来讲清了笔名的来历。说他赴法学画时，巴黎一家旅馆的服务员，在接待登记时，看艾青的护照姓名时，“蒋海澄”的法文读音与“蒋介石”相近，惊疑地问他为什么用这个名字？听到这种说笑，诗人便把名字改掉，半个世纪以来，一直用“艾青”的笔名发表作品，表达了诗人对反动派，对恶势力的强烈憎恨和对祖国人民的热爱。

著名作家艾芜，原名汤道耕。在他五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曾用过许多笔名，特别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作家写作不自由，为了自身安全，也为了让作品能够通过审查，作品发表时，只能取一个迂回曲折的笔名，蒙混过关，于是便用了“艾芜”这个笔名，并无特别的含义，这种做法在那个时代具有代表性。

当代女作家草明，原名吴绚文，笔名的寓意深邃，一是当时作家认为自己头脑里共产主义思想已经萌芽，既是思想状态的真实写照，又是她对进步事业坚定信念的形象昭示；二是表明太阳出来，首先照耀地平线上的青草，草最先接受光明恩惠，而且草又是野生植物，它不像温室里的花朵那样娇贵，经不起风霜，寓意作者滋润着党的阳光雨露，茁壮成长，表达了作家对党和人民的深厚情感，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

文艺评论家、作家陈荒煤,原名陈光美，1933年，在汉口编辑《时代日报》文艺副刊时开始用笔名“荒煤”，系“光美”二字的谐音，同时也蕴含着作家的深刻寄托，亦即做一块荒野中的煤石，它最终将投进炉中，熊熊燃烧起来，陈荒煤正是怀着灼热的满腔热情，参加共产党，投入革命大熔炉，以自己的生命烈焰焚毁旧世界，为创造新中国奋斗终身。解放后，有的同志就荒煤和光未然的笔名编成一语双关的对联，称“白薇何其芳，荒煤光未然”，突出荒煤的真实含义。

文载，荒煤笔名还曾引发一段故事。由于陈荒煤同志发表文章时都不加姓氏，他随军南下，中央讨论干部配备时，周恩来同志特意关照说：“荒煤”还是加个姓吧，因为周恩来曾听人讲过，田汉到石家庄党委宣传部去找在那儿任宣传部副部长的陈荒煤，一时想不起来荒煤的姓氏，只好对人家说“我找你们的那个‘荒’副部长”，弄得人们莫名其妙。因为人们只记得作家的笔名，将原名忘掉，经常因此闹出笑话。

还有一次，田汉到天津文化局去找那儿担任局长的作家阿英。这次田汉吸取以往的教训，不再称呼笔名，而称呼姓氏，对他们说：“我要找你们钱局长。”殊不知人家只晓得阿英，而不晓得阿英本名就是钱杏邨，便回答道：“没有这个人。”田汉只得改口说：“那就找你们阿局长吧。”周恩来有鉴于此，为了防止再在名字上闹笑话，耽误工作，这才建意荒煤同志，把“陈”字加上。从此荒煤接受周恩来同志的建议，以后一律都用陈荒煤这个名字，以兹纪念。

作家杜鹏程，原名杜洪溪，因为他是陕西人，家乡出了个司马迁这样的大文学家和史学家，为了表示自己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和执着追求，以激励自己努力进取，就取了个“司马君”的笔名。后来投奔革命圣地延安，想重新更名，以示新生活的开始，当时他在乡政府任文书，就把这一想法告诉乡长。而这位乡长文化不高，却喜欢读小说，他在一本小说里发现“马鹏程”的名字，寄托了这位乡长对青年文书杜洪溪的殷切期盼，希望这个青年人在未来的革命征途上，能鹏程万里，就建议将杜洪溪改成“杜鹏程”，并用这个名字在1946年4月15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以后杜鹏程作为随军记者，做地方记者，广泛深入生活，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特别是奉献了《保卫延安》和《在和平的日子里》等革命经典著作，成为中国文学界名副其实的“鹏程万里”。

当然，也有些作家自谦，发表作品时，不想以真名实姓示人，随意用个笔名，并无特别寄托和用意，特别是新中国诞生后，社会进入民主自由新时期，只要不是与人民为敌的歪门邪说，在媒体上可以畅所欲言，大胆著书立说，不再在文章署名问题上花费心思。

只有远去的那个“文革”年代，大批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和名利思想，发表文章一律不得用真名实姓，要采用一个“化名”。记得笔者在地委宣传部工作时，1973年发表在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第二期的文章《抓好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就用了一个“陆严”（山东烟台的谐音），编辑只在文末的括号内注明，本文作者为中国共产党烟台地区委员会工作人员。

看来发文章用笔名（化名），也是一个历史的产物，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如今在平面媒体上发表文章，很少见笔名，只有在网络的虚拟世界里，出现了许多莫名其妙的化名，千奇百怪。甚至作者明明是七尺男儿，却要采用妙龄少女的芳名，让人难以琢磨，甚至以此骗财骗色。

由此可见，笔名后面大有文章，见仁见智，最终昭示精神道德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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