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发太贵,我的头发不值这些钱。”
“你的毛重要还是你的钱重要?”
“我一室友天天往脑袋上抹生发水,闻着跟“蚊不叮”似的。”
“我也抹的···”
2018年末的一个下午,麦森的一个微信群突然聊炸了,话题是“最近脱发了”,20多人的群,热闹了几个小时。有人推荐进口的无硅油洗发水,有人分享植发咨询经历。
麦森觉得这个话题“有毒”,总有人跟他聊起。麦森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生,明年夏季,1990年出生的他即将成为“90后”第一批博士。早在本科期间,麦森就因脱发去看过校医。
“脱发”这种时代症候,正在向“90后”下沉。
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2016年曾发布过一份“脱发人群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脱发人群约为2.5亿,以20到40岁之间为主,30岁左右发展最快,比上一代人脱发年龄提前了整整20年。
发际线越来越远
麦森读本科时就发现自己的头顶日渐稀薄,他特意去看了北大校医,挂的是皮肤科,得到的答案是“遗传”。他也跟生命科学院的同学探讨了这个问题,答案是类似的。
最终,他决定相信科学,尊重现实。
在现有的基础上,麦森依然在积极改善,能留长的地方留长,再抹点啫喱,梳个造型,“别人看来可能有点奇怪,可我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麦森最初发现自己“有点秃”,大约是在大三的时候。那时还是人人网的时代,有段时间,突然开始流行晒“本科—硕士—博士三联”照片,一张张愈加成熟的脸上,发际线越来越遥远。
麦森依然习惯叫“人人网”最初的名字——“校内”。高中开始,他就是“校内”红人,演讲、辩论、朗诵,照片日积月累,有朋友“挫”他“越来越秃”。
他本以为,只有哲学系是脱发的重灾区。没想到高中同学曹明说,他们法学院有句话,“天若有情天易老,人学法律头发少。”
曹明本科就读于上海一所重点大学的法学专业,本科毕业后直接就业。6年工作下来,曹明发觉自己的脑门越来越大,“大到怀疑人生”。
念书的时候,曹明留过长发、剃过光头,现在他只留小平头,发茬短短地贴着头皮——因为耳侧的头发太稀疏了,如果头顶的头发长一些,又垂不下来,就会向两侧突兀的翘起,像长了两个犄角。
对于医学院的学生阿青来说,脱发让她恐慌。“头发一把一把地掉,跟化疗了似的。”阿青今年夏天刚刚研究生毕业,随后入职上海一家三甲医院影像科。她身边的既有研究生、也有博士生,脱起发来,大家的情况都差不多。
“感觉整个人被撕扯争夺,而且每件事情的思考方式是不一样的!” 阿青和同事们常常感到被临床和科研两头撕裂。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阿青每天晚上要改课题文章到凌晨一两点,早七点钟又要按要求到岗。一周上六天班,上午下午接诊病人,中午和领导汇报课题进展。
一低头,地上掉落的头发越来越多。扎马尾,头皮开始藏不住了。
跳槽前后:压力大到自己都不知道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植发中心主任吴文育曾公开表示,“植发现在已经迈入90后了,90后已经占到所有脱发人群的36%左右,80后已经占到了38%。”
“其实很多(脱发)是和平时的生活习惯是非常有关系的,比如说有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喜欢熬夜,饮食的习惯啊、工作的焦虑啊等等这些,都会加重脱发的提前发生。”吴文育称。
曹明第一波“凶猛”的脱发,发生于第一次辞职期间。
法学院毕业后,曹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国企做机要秘书。在家人看来,这是一个稳定和机遇并存的工作机会。可干了两年后,曹明“熬不住了”。
长久以来,曹明的工作按部就班。在这架运转稳定的机器中,曹明一直是那枚固定的螺丝钉,重复带来的消耗感,让他越来越望不到头。那年六一,他提出了离职。可手续真正办下来,拖了近两个月。
领导给曹明的说法是,一定要找到交接的人才行。上家不让走、下家催入职,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眼看要拖黄。
瞪着屏幕,曹明开始不自觉地揪头发,一揪就是一缕,再藏在键盘底下,他想看看自己能撸掉多少。到了离职那天,键盘下面已是黑黑的一层。
曹明目前供职于一家金融机构。这几天,他明明睡着了,却总是在凌晨4点突然睁眼。天还是黑沉沉的,他强迫自己继续睡去。
“有时候压力大到自己都不知道。”
数月前,曹明单位的一位高层在反腐中落马,目前已被检方批准逮捕。
曹明清楚地记得转折的那天。那晚,新闻通报一出,单位的各个微信群开始躁动。等到第二天一上班,曹明发现大堂里的宣传视频不播了、该领导写的书也被集中回收了。开始,曹明和同事们还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如今,才发现事情余波未平。
这对曹明和同事们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一直处于“应急状态”中,业务开展一度停滞,薪酬因此波动,年终奖也可能大幅缩水。
一年前,曹明刚刚结婚,贷款买了房。两家两代“六个钱包”才凑够了首付,贷款就要靠他们夫妻二人自己还了。如今,每月夫妻二人发了工资,先要减去银行的月供,才能留出生活费,“买房都是奔着自己的极限去的,还要假设自己工资会涨、不会生病。”
说起这些,他又忍不住去搓自己的头发。曹明感觉“累”,“身心俱疲”。
怀孕后:准备秃一阵
跟曹明一样,今年冬天,江语觉得“头特别冷”。
她明显感觉到怀孕后自己的头发又少了,寒风直刺着头皮。传说中的“产后脱发”,似乎来得有些着急。
江语27岁了,这是她结婚的第二个年头。有了孩子后,她已经做好“秃一阵”的准备。从孕期到哺乳期,她都不打算再用防脱生发的产品了,她担心里面含有不良化学物质,会影响孩子。
妈妈建议是,让她坐月子的时候把头发全部刮掉,兴许能长得更好。
孩子12周了,妈妈陪着江语去做产检,一天就花出去1000多元。这些钱,相当于江语上38节课的课时费,现在正是放寒假的时候,没有课教,她的工资少了一半。
妈妈嘴上不说,可到了中午,怎么也不愿意在外面吃饭,非要回家做,江语急得连拉带劝。
在陕西师范大学读完研究生后,江语选择了回家乡,在这座北方城市的一所幼师专科学校中当语文老师。
最近,单位的年终奖快发了,江语有一晚失眠到凌晨三点。那晚她琢磨着,这笔钱要怎么分?给爸爸包多少红包?给妈妈包多少?物业费还要交。早上起来,枕头上都是头发。
毕业后,江语成了家里的经济支柱。前些年,父亲的工程生意一下周转不开,至今仍未等来起色,母亲常年照顾家里,也没有收入来源。研究生后期的一笔奖学金,让她撑过了就业前的过渡期。
成家后,长女江语成了这个家的“家长”。最近,小她3岁的妹妹去外地找工作了。在家乡这个小城市里,大专毕业的妹妹只能打些零工。江语知道,妹妹还想上进,她很支持妹妹出去闯闯。最近妹妹落脚杭州,租住在一间地下室里,江语刚刚给妹妹寄了钱。
由于工作关系,江语和丈夫常年分居两地,平时,只有她自己在家,而丈夫随公司项目住在外地。结婚前,家里人一直在讨论,让她毕业后跟去丈夫工作的城市,可她最终还是没去。她选择留在家里,找了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
江语说,她不想重蹈母亲的覆辙,不想为了家庭失去自我。
江语的父母自幼关系不睦,为了保障她们姐妹的生活,母亲不想离婚。从小到大,父亲很少在家,江语和妹妹跟随母亲长大。所以,在自己的婚姻中,江语想要留下一张底牌——有稳定的工作和踏实的存款,这样才能获得一定程度上的自由。
“我可以养家,他可以养房,这不是挺好的,大家都生活得很负责。”
升学考研:希望一到凌晨就昏睡过去
在很多“95前”的回忆中,脱发往往始于学生时代。那个时候,他们还会熬夜唱K,通宵煲剧,在一个又一个作业截止日前挣扎到天明。
脱发的恐慌往往在毕业前来临,吹起的刘海能让人跨越年龄层、面膜越来越敷不住脑门、男生们纷纷开始烫头……
当“95前”端起保温杯“服老”后,“95后”前赴后继。
张绒出生于1995年初,如今正在上海某重点大学读研二,明年即将毕业。她如此形容自己发量的变化:“就像狮子王被雨打湿。”每次回家,奶奶总惦记着给她买黑芝麻酱。
这几年,她总在压力和焦虑中挣扎。
大三那年,为了保研,张绒豪赌了一把。为了刷高分数,她把几门艰难的课程重修了,其中就包括高数。高数是她最大的心病,要分三个学期上,不能补考,只能重修,一门课顶普通三门课的学分。
重修期间,一些课程时间彼此冲突,她只能放弃平时成绩,全靠卷面分。她很清楚,这就是在冒险——如果期末考不好,全部玩完儿。
在保研材料递交后,张绒半夜一遍遍去刷学校网站,查通知、查公示。每天一躺下,张绒的脑子根本停不下来:保不上怎么办?还要考研,万一考不上,以后工作怎么找?
其实在交材料前的那个暑假,张绒就开始做第二手准备,复习考研。那个夏天,她一个人住在宿舍,冲刺复习,缓解焦虑唯一的办法,就是吃。某天晚上,她暴饮暴食到凌晨三点,最后忍不住吐了出来。
那段时间,她的体重长了10斤。
好在,保研最终顺利通过。升学后,张绒特意参加了学校的新媒体中心,她觉得这是自己履历上的空白。本科期间,她还没有参加过学生工作。
新媒体中心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学校微信公众号的推送。第一年,张绒干得细致、耐心,任劳任怨,次年换届后,她被选为新媒体中心的负责人。最近这一年干下来,张绒每天60%的时间都给了新媒体,连跟男朋友约会,她都带着电脑,随时审核推文。
让她不时感到崩溃的是,老师的反馈意见总姗姗来迟,可一篇推文的更改,就意味着后期所有计划的顺延。
张绒很久没有早睡了,要么忙碌,要么失眠。她现在的愿望是,能有种强制性的东西,让她一到凌晨就昏死过去。
据“麦可思2018年大学生睡眠情况调查”数据显示,在被调查的大学生中,77%的大学生遇到失眠问题。30%的失眠群体表示自己出现脱发症状。
在失眠群体中,造成失眠的主要因素是"压力大、焦虑、紧张或担忧"(63%)。
寻求平衡:90后最大的都奔三了!
这几天晚上,从医院下班后,阿青又在熬夜改课题文章。她觉得自己扎头发的橡皮圈变得越来越松。
脱发的原因,阿青说不清,可能是熬夜,也可能是焦虑。但她可以确定,脱发只是连锁反应中的一环,“并发症”还有失眠和便秘。
现在,唯一可以让她喘口气的时机是,“被领导忘记的时候”。
阿青的理想是当个网红写手。之前,她一直都在写作,可今年夏天入职医院后,她连睡午觉的时间也没了,公号也半年没更新。
两年前的这个时候,她在公众号上写了一篇推文,结尾是“要是感觉挺不下去的时候,就把牙咬得再紧一些。”如今,她的想法有了些变化,“现在觉得,活着最重要。”这两年对阿青阿来说,就像弹指一挥间。
阿青一直想写一本书,医学生版的《活着》。她把现在工作的每一天,都当作“潜伏”,积累写作素材。写完了《活着》,再攒点钱,她就辞职。至于辞职后做什么,她还没太想好,总之不是回家。
阿青的老家在哈尔滨,她一回家就能吃能睡,不回去,就是怕丧失斗志。
6年前,曹明毕业时也没有选择回老家,他怕回去以后,家里人太“念”。大三时,他考研失败,那个假期,母亲每天都在饭桌上叹气。工作后,他还是坚持考上了在职研究生,如今已经毕业。
在上海成家立业后,曹明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平衡点”,让理想与现实相互匹配。人生基本稳定后,他觉得头发也该稳定了,“秃不到哪去了”。
对于目前的分居生活,江语觉得这也是一种“平衡”。重要的是,两个人对长达10年的爱情长跑有了一个交代。这段在高中时萌发的“早恋”,终于开花结果。江语内心肯定,这么多年,他们都没有变。
麦森仍然沉浸在北大浓厚的学术氛围里,这已经是他在哲学系读书的第8个年头。麦森博士期间的研究方向是宋明理学。他希望毕业后,还能在本专业担任一份教职,继续深耕学术。在他看来,探索人类知识的边界已经充分刺激,就像做过山车一样,身心舒畅。
对于头发,麦森也有长远的规划。一旦脱发变得不遏制,他准备向秃头的著名哲学家福柯学习——白色高领羊毛衫,戴副大眼镜。那也是无数哲学人心中的智慧典范。
而着眼现在,麦森报名了老家公务员系统的选调生,并参加了面试,这是他明年就业的第二选择。
明年夏天,张绒也要毕业了。她已经预感到了找工作的压力,但她不想回家,“不要听他们的,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张绒觉得,90后是随着网络发展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借助他人也好,借助网络也好,可以努力地自己塑造自己。
现在,张绒都不说自己是“90后”了,她管自己叫“95后”。
“你掐指算算,90后,最大的都29了!”
(为保护个人隐私,本文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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