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弑母没事儿”？嘉庆帝的棺材板快要压不住了！

“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先生的《官场斗》，想必诸位都听过，就算没听过，也看过李保田、王刚和张国立演的《宰相刘罗锅》，其中都有这么个情节：刘墉跟和珅打赌要参皇上，上殿去开始各种找茬儿，乾隆知道他没安好心眼儿，闭上眼打盹儿不理他，刘墉于是念《大清律》，念其他条款都放低声音，然后突然拔高腔念了一句“谋害亲夫——没事儿”，把乾隆皇帝吓了一跳，不敢再装睡。

试想，假如刘墉念的是另外一句“弑母——没事儿”，你猜乾隆皇帝会不会跳起来？

答案是，一定会！

因为按照大清律例，“妻妾因奸杀死亲夫者，凌迟处死”，而杀父弑母的惩处至少是与此比肩的。乾隆五十六年有这么一起案子，有个名叫陈张氏的妇女与人通奸，被其父张起知道，张起忍受不了别人指指戳戳说自己有个“淫妇”的闺女，羞愤自尽，刑部对陈张氏拟的是“绞监候”，而乾隆在批复时认为判得太轻，“若一关父母之生死，则不可如寻常罪犯照出嫁降服之例稍从轻减也”，于是判了绞立决——注意，这还不是杀父，顶多算是把老父亲气死。

“孝”绝对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传统之一（当然要排除那些愚昧的极端的尽孝方式），个中道理不需要多讲，而“不孝”是大罪，因为其不仅违反人类的基本道德，也会动摇家庭的伦理关系，并进一步对社会稳定造成挑战。所以历朝历代对这个问题都是不容分说的严肃态度，民间极少出现杀父弑母的案子，一旦出现，逆子挨千刀甚至挫骨扬灰算是轻的，闹不好真有可能把出事地的城墙垛子削平，或者整个县免去三年科举考试资格。

所以，当笔者看到“湖南沅江12岁男孩吴某因不满母亲管教严格，持刀将母亲杀害”这条新闻时，第一念头是：这回总不会再以未成年人渣保护的相关法规来呵护“幼小的心灵”和“归根结底也是受害者”了吧？谁知到头来依然是“益阳市教育局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目前吴某没满14岁，不能进行拘留或进少管所，所以被警方释放，由亲属接回监管”……

于是想起了嘉庆二十四年发生的轰动一时的“塔他拉氏遇害案”，从《清仁宗实录》中记载的这个案件的审判中，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假如嘉庆帝遇到吴某弑母案，会怎样处理。

《清仁宗实录》

一、敦柱：任由他人杀害母亲

在讲述“塔他拉氏遇害案”之前，先要搞清楚其中的几个人物关系：

喜福：一家之主，正黄旗四品宗室，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同妻子塔他拉氏和两个儿子移驻盛京（今沈阳）。

塔他拉氏：喜福的妻子，敦贤和敦柱两兄弟的亲生母亲。

敦贤：喜福和塔他拉氏所生长子。

敦柱：喜福和塔他拉氏所生次子。

李康氏：敦柱和喜福的情妇。

人物关系介绍完毕，可能最抓读者眼球的是李康氏居然是敦柱和喜福父子二人“共同的”情妇，这桩怪事的缘起，还要从嘉庆二十三年敦柱的小买卖说起。

在移驻盛京之后，喜福带着一家人在宗室营东边的八家子屯种地。敦柱生性懒惰，受不了农耕的辛苦，于是到八家屯子的庙里卖酒。嘉庆二十三年三月，李康氏正好去庙里买酒，俩人王八看绿豆算是一见对眼儿。五月份的时候，敦柱以聘请帮工的名义，把李康氏带回家中共睡一床，对此，家中其他人都采取一种置若罔闻的态度。大概是李康氏过于“性解放”，在八月下旬的一个中午，又跟敦柱的父亲喜福搞到一张炕上，被塔他拉氏撞上，夫妻俩大闹一场。塔他拉氏要把李康氏赶走，却遭到喜福和敦柱父子二人的共同反对。就这样，李康氏就算是在喜福家扎下根来，对于塔他拉氏而言无疑是如针在目，经常跟喜福吵闹。

转过年的四月二十日，这天晚上，喜福在正房叫李康氏送茶，正在西厢房的塔他拉氏听见又骂了起来，说喜福简直不是人。喜福冲到西厢房，用藤鞭痛打妻子，塔他拉氏起初还叫骂，接着实在熬不过痛楚，开始求饶，喜福还不停手，直把她打得不省人事，喜福依然不解恨，先换了铁条戳打，又用烧红了的烙铁烙她，实在打累了才回屋睡觉。第二天一早，李康氏给喜福送洗脸水时，喜福让李康氏把塔他拉氏勒死，李康氏有些惊惶，跑到敦柱的房间，问敦柱如何是好——

这里要说到一个对后来的案件审判产生重大影响的细节，敦柱的回答是：“反正我妈已经快要被我爸打死了，随你们闹去吧！”

一年来，李康氏没少挨塔他拉氏的痛骂，早就对她怀恨在心，有了父子二人的指使和放任，便壮起恶胆，来到正房，用一个黄褡包从后面把蹲在地上的塔他拉氏给勒死了。

面对尸体，喜福父子开始考虑“善后”问题，敦柱让李康氏把母亲的尸体转移到西厢房的炕上，嘱咐李康氏一定要一口咬定母亲是被父亲失手责打而死，李康氏说那脖子上的勒痕怎么掩饰？敦柱又在室内制造了自缢的现场，让李康氏逃走。接着喜福向管理宗室营事务的主事官员绷布武报告，说自己让塔他拉氏做饭，塔他拉氏推说有病不想做，于是被自己责打了两下，不知怎么就死了。

二、嘉庆：“违法”判处敦柱死刑

李康氏因为放荡，在当地算是个“名人”，她与喜福父子二人的通奸之事，四里八乡无人不知，所以塔他拉氏的突然死亡，迅速引起了人们的各种猜测。宗室营主事绷布武在接到喜福的报告后，立刻呈报上级，盛京刑部侍郎（盛京是清朝陪都，亦设有户、礼、兵、刑、工五部）瑞麟和盛京将军赛冲阿觉得案情重大，马上饬委奉天府所属的承德县验尸。古代的法医技术不发达，但凭借“八字不交”这一技术，对勒死还是自缢，还是能做到一目了然的，验尸结果证明塔他拉氏系殴伤后被勒死。不久，逃走的李康氏被抓获，她承认了自己受喜福指使杀死塔他拉氏的犯罪事实，但喜福和敦柱则坚决不肯认罪。由于他们俩是四品宗室，承审官员无法动刑，只好上奏皇帝，申请将喜福、敦柱革去四品宗室，然后再加以刑讯。

看到奏折的嘉庆皇帝非常愤怒。

嘉庆皇帝画像 资料图

排除正史的溢美和颂圣，单从古代笔记的记录来看，嘉庆皇帝应当算是一个正义感比较强的人，甚至在那个年代有难得的一点儿女权主义色彩。他对女性受到伤害，一般都会加重惩处罪犯，对女性因为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奋起反抗，都会给予坚定的支持态度（参见《嘉庆帝“一声长叹”平冤案》）。现如今有些丈夫杀妻后居然只判刑15年，搁到嘉庆爷手里没准儿就把凶手和主审法官一块推出去砍了——面对塔他拉氏的惨死，《嘉庆朝实录》记载的嘉庆帝批复中充斥着“实堪痛恨”、“无耻已极”之类的情绪性表达，对塔他拉氏身上的伤口“至一百二十余处之多”感到“惨毒异常”，下令将喜福和敦柱“俱著革去顶戴，交赛冲阿等、严加审讯。务令供吐实情”！

值得注意的是，嘉庆皇帝在这段批复中有诸多“违法动作”。

在塔他拉氏之死的过程中，对于敦柱的罪行认定是一个难题，他并没有亲自下手杀害母亲，按照大清律法连“加功”都算不上——依照清代法学大师沈之奇先生在《大清律辑注》中的阐释，加功指“下手杀人伤人”，如果只是“在场瞭望恐吓、逼迫拥卫之人，则所谓不加功也”。但是嘉庆皇帝不这么认为。他说敦柱先与李康氏通奸，等到李康氏向其告知，其父令她将其母勒死时 ，敦柱“乃并无一言阻止，转以“随你们闹去”之言回答，并帮同移尸装缢，即与谋毙母命无异”！按照大清律例，“谋毙母命”是妥妥的凌迟处死，但有清一代，“宗室向无凌迟之例”，所以嘉庆皇帝下令，如果喜福和敦柱的犯罪情节属实，那么“先将敦柱重责一百板，打至血肉溃烂再将喜福、敦柱、一同绞决”！

嘉庆帝的这道血腥的旨意中所言的刑罚方式，即先打到血肉溃烂再绞死，毫无疑问是“超出了”大清律所认定的死刑方式的。此外仅仅因为敦柱在其母即将遭到加害时没有拦阻，就说成是“与谋毙母命无异”，在逻辑上也值得商榷。最重要的是，在案情没有大白，喜福和敦柱还没有认罪的情况下，嘉庆帝就先行一步地做出了指导性的判决，这些做法都是违反国法的。不管出于什么样的义愤，违法就是违法，只是没人敢去找嘉庆帝查究罢了。

盛京刑部侍郎瑞麟和盛京将军赛冲阿在五月初四接到谕旨，用刑取得喜福和敦柱的认罪供词之后，居然没有马上执行死刑，而是又上了一道奏折，附上案卷，“伏祈皇上睿鉴，恭候训示”，估计是这俩人觉得嘉庆的判决太重也太狠，想看看皇上“冷静一段时间”之后，是否存在着从轻处罚的可能……结果，等来的是对他俩的雷霆痛斥和严厉处分。

三、嘉靖：不信有人会杀娘亲

嘉庆帝这一回的批复，说白了就一句话——“你们俩到底有没有脑子”？！

嘉庆说，我已经对接下来的审判的每个细节都做了明确指示，你们复审后，如果罪犯确实有罪，一一照办就行了，“今该将军等复讯供情无异，自应遵旨一面具奏，一面即将各犯分别正法”，但是你们居然还请旨，一旦这段时间让犯人听到消息自尽而死，岂不是便宜了他们？“该将军等何糊涂不知事体轻重若此！”因此下旨：赛冲阿、瑞麟等人严厉申饬、交部议处。

必须看到，中国古代存在着“司法审判”和“道德审判”并行的现象，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对后者的量刑甚至高于前者。从整起塔他拉氏遇害案的经过来看，单从敦柱的罪行讲，他虽然没有直接弑母，但是他对弑母行为采取了纵容态度，这在看重“孝道”的古代中国而言，是大逆不道的极恶之恶，如果不给予最严厉的惩处，那么整个帝国的伦常就算是废了，换句话说，子害母如果“没事儿”，臣弑君可咋办？当然，嘉庆帝对敦柱的处置很明显是过于严厉了，不客气地说是典型的以皇权干预司法——但是至少笔者觉得，这总比把弑母的凶徒“无罪开释”要好得多吧，换一个角度，读者也可以想想，假如湖南沅江那个12岁男孩弑母事件发生在嘉庆帝的时代会怎样判处？假如地方官员奏报嘉庆帝，仅仅因为凶徒没满14岁就“由亲属接回监管”，嘉庆帝又会如何用何种方式“回馈”这些地方官员？

总的来说，由于中国古代对纲常礼教的重视，使得弑母事件极少发生，相反在古代笔记中记载着大量因为子女恪守孝道而感天动地的事例，今人或许以为迂腐，但在批判纲常礼教对中国人精神的种种桎梏之时，还必须看到其正面意义，那就是对我们这样一个农业文明的、人口众多的古老国家而言，这些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具有维系家庭、社会和国家稳定的正面作用，因此，再心如铁石的统治者，在“孝”字面前也会变得心肠柔软。这里可以举《万历野获编》中记载的嘉靖皇帝的一些轶事来说明。嘉靖皇帝虽然几十年不上朝，但却英明无比，丙午年有言官参贵州寻甸知府汪登没有按时到岗，应当贬职，嘉靖帝正待处理，吏部尚书廖纪覆疏，说汪之所以赴任迟到是因为在京照顾年迈体衰的老母亲，嘉靖帝于是下令将汪登“降职三级，特改京官”，其实是便于汪登继续行孝，“盖上圣性至孝，以登为母被议，故左其官，实优之也”；还有一个陕西参议名叫于湛的，上奏说家住金坛的老母亲年龄大了，希望将自己调到南方任职，言官参了他一本，说他不安心本职工作，“宜重惩”，但上谕一下，却是同意将于湛调往江西，“便其迎养”。

但这种心太软有时也误事，当时北京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弑母大案，有个名叫张福的，因为跟邻居张柱有仇，居然把自己的母亲给杀了，然后诬赖说是张柱所为。官府经过详细的调查，取得了张福犯罪的决定性证据，判处他凌迟之刑，奏折递上去，嘉靖根本不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杀死自己老娘的人，打回去要求刑部复审，刑部“再三研审，刑官执如初献”，嘉靖只好同意处死张福，但只判处他斩决而不是凌迟，因为嘉靖依然怀疑这是一起冤案，“盖上谓世间无弑母之人也”……

性格如嘉靖一般残忍苛察者，都不能相信有人会杀害自己的母亲，可见湖南沅江那个杀死自己母亲反而说“我又没杀别人，我杀的是我妈妈”的12岁少年，从“人”的角度讲到底有几分成色。这样的凶徒不但无罪开释，甚至还要送他返校上学——嘉靖听闻天下有人弑母乃不敢信，笔者听闻天下有人弑母而无罪，亦不敢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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