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堰探“搬” 从七堰社区看陕西移民搬迁政策红利

本报记者乔佳妮

11月3日，安康市汉滨区大竹园镇七堰社区的居民又迎来一个热闹的周末。孩子们有的在篮球场上挥汗奔跑，有的在巷道追逐嬉戏，妇女们则在厨房忙碌着。

将时间推回到8年前，站在那场灾难面前，我们就会明白如今的这份“热闹”来之不易。

2010年7月18日，一场特大泥石流灾害袭击了七堰村，整个村子陷入悲伤与困境；2011年5月6日，七堰村成为全省移民搬迁首批安置社区。此举使得这个小山村成为全省移民搬迁政策的“首发地”。

怀国兰搬新家

怀国兰这次搬家，连她自己都有些意外。

怀国兰嫁到胡斌家时，住的是土坯房。婚后不久公公就得了脑溢血，瘫痪在床。由于要照顾生病的公公、年迈的婆婆以及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怀国兰无法外出干活，家中生活全靠丈夫外出打工支撑。当时的七堰村，共有村民155户585人，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是当地有名的贫困村。

同陕南大部分村落一样，七堰村是明清时期，湖北、广东一带的移民移居至此后渐渐发展起来的。由于土地贫瘠，林地多耕地少，种地只能管温饱，直到2010年，全村还只有1间砖瓦房，其余都是土坯房。甚至还有十来户村民买不起电视，50岁以下的光棍就有40人。

2010年7月18日，一场突如其来的泥石流袭击了这里。七堰村一组、二组的房屋被当场吞没，造成19人死亡、17人受伤。怀国兰家在三组，灾害过后，老屋虽然还在，但成了危房。连她在内，全村155户群众面临搬迁。

这样的灾害，在陕南已非首次。仅2001年至2010年，陕南因灾死亡或失踪的人口就超过590人，直接经济损失高达460多亿元。

为了彻底改变百姓屡屡受灾的命运，2011年，陕西决定实施陕南移民搬迁工程，计划10年搬迁220万陕南群众，这创下了全国搬迁规模之最。

根据政策，村子里房屋倒塌的35户群众和包括怀国兰在内的其他120户群众都可以享受不同额度的补助。

怀国兰本来也想早早搬迁，但因家中负担太重，即便有政府补助，还是无法筹齐剩余房款，便打起了退堂鼓。

2016年，国家启动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这个工程搬的就是像怀国兰这样的贫困户。此次搬迁推出了人均建房补助2.5万元、自筹资金每人不超过2500元的政策，让怀国兰一家只出了1万元就分到了89平方米的安置房。“有了新房，加上老人孩子还有政策帮扶，日子总算像个样子了。”怀国兰感慨地说。

“此前，也有群众自发搬迁，政府也实施了库区移民、高山移民搬迁工程，但前者往往越搬越穷，后者多以项目实施为主，覆盖群体有限。”安康市移民办主任薛玉发认为，无论是“十二五”的陕南移民搬迁还是“十三五”的易地扶贫搬迁，均补助多、政策实，彻底帮群众摆脱了“受灾—贫困—再受灾—再贫困”的恶性循环。

如今的七堰村，已经发展为一个拥有千户人口，幼儿园、小学、卫生院等配套设施完善的七堰社区。在全省，像这样因搬迁而建成的社区达到2390个。

袁小忠的小目标

3年500家，这是江苏人袁小忠给自己定下的为安康引进毛绒玩具厂的“小目标”。七堰社区服务中心东边正在建设的占地3000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便是这个“小目标”的其中一个。

自打去年9月第一次来到安康，袁小忠就坚定了在安康做大做强毛绒玩具产业的信心。作为江苏毛绒玩具行业协会副会长，他在毛绒玩具行业摸爬滚打了31年。来到安康后，袁小忠被安康的人口红利震撼了、吸引了。众多搬迁社区，聚集了大量人口，这正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最大优势。

袁小忠的想法与当地政府的想法不谋而合。

移民搬迁不能一搬了之，有业才能搬得出、稳得住。因此，在实施移民搬迁之初，陕西省就提出“靠城靠镇靠园区”“产业发展与搬迁同步”的思路。如今，陕南不少搬迁点都配建有社区工厂。

2018年，安康紧抓东部产业转移机遇，明确提出打造全国毛绒玩具文创产业之都的思路。袁小忠被聘为安康毛绒玩具文创产业发展顾问。在双方的合作下，不到一年，安康已引进毛绒玩具企业近百家，厂房都设在安置社区。

“这个毛绒玩具厂就是袁总帮忙引进的。我们下周开始招工，计划招500人。工人培训上岗后，一个月收入不少于1500元；熟练工序后，一个月收入两三千元没问题。”七堰社区妇联主任陈学会说。

而在建设毛绒玩具厂之前，七堰社区已经有了制衣、电子元配件加工、包装箱加工3个社区工厂以及1个农业园区，解决了600多名群众的就业问题。黄应秀就是其中的受益者。

2014年，黄应秀家实施了搬迁。搬迁初始，政府便与她签订了就业协议，让她对搬迁后的日子心里有了底儿。

如今，黄应秀在家门口上班，一个月能拿1500元。“搬迁后，信息多、机会多，挣钱顾家两不误。”黄应秀快人快语。

在陕南，社区工厂已经成为搬迁群众就地就业的一大亮点。仅安康市就有230家社区工厂，解决就业1.08万人。

“以‘避灾减贫’为目的的陕西大规模避灾扶贫移民搬迁，不再是以往简单的‘搬家’和物理空间的变化，而是推动农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市民化的有力抓手。”研究陕西移民搬迁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何德桂说。

黄锋的新生活

在七堰社区党支部书记黄锋看来，搬迁带给人观念、思想的变化更值得欣慰。

“你别看现在的社区干净卫生，刚来的时候，这里到处是垃圾，还有人直接从窗户往外扔。为了彻底改变大家的观念，我们逐一做工作，采取制定乡规民约，开道德评议会，设立楼长制等办法，大家才慢慢养成了好习惯。”黄锋坦言。

一直分管扶贫工作的大竹园镇人大主席余尚坤觉得有两个变化最典型：一是村里的人都重视学前教育了，以前有的孩子根本不上幼儿园，如今孩子们不仅上幼儿园，有的还上起了课外辅导班；二是妇女们变得积极了，说闲话的人少了，爱干活的人多了。

在七堰社区开设电子元件加工厂的蔡金山也有同感。“女工刚来的时候比较散漫，也不太好好干活，如今有不少人还主动要求加班干活呢。”蔡金山说。

而黄锋自己的变化更令人刮目相看。尽管从七堰村到七堰社区，黄锋都是村干部，但他已从碌碌无为的干部变成了产业带头人。

“以前不是不想干，而是环境限制，想干也干不了。我这个村干部，干得也没劲。”黄锋坦言，自打搬出来，环境变了，接触的新事物多了，心思也活泛了。他跟别人去杨凌学习，去外地参观，在技术专家和市区帮扶干部的热心帮助下，回来便流转土地开始干规模化养殖。

如今，黄锋的养猪场可年出栏猪5000头。他又流转土地，积极发展3000亩标准化茶园。在他的带动下，社区200户群众跟着一起发展茶园。2017年年底，七堰社区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9809元。

“陕西的移民搬迁，以搬迁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由注重外部帮扶向外部帮扶与激发内生动力并重转变，由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向产业就业转变，由搬迁建房为主向搬迁后社区配套和移民社区治理转变，走出了一条符合陕西实际、具有陕西特色的减贫之路。”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省移民办主任邹顺生说。

8年来，陕西的移民搬迁使得上百万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改变了搬迁群众以及他们后辈的命运；搬迁社区正在成为搬迁群众有家、有爱、有希望的新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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