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荣耀

张宽斌

人生短暂，倏忽间已过了知天命的年龄。想想这几十年的教育生涯，虽说没有什么财富上的大富大贵，也没有什么政治上的荣耀门庭，但是人格上还是蛮受人尊敬的，起码“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信条，使自己阅读了不少的书籍，言谈举止也有了人民教师的模样。所以我很喜爱我的职业，也为我的教师身份而感到荣耀。

记得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刚刚从文革的雾霾中走了出来，教育就迎来井喷式的发展。1976年陕西省才有两所师范类学校，在校学生3583名，1978年全省师范类高校就猛增到了11所，在校学生12508人。就这样的发展速度，还远远不能满足基础教育对教师的需求。因此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培训班、函授班、技校、夜大等便蜂拥而起，掀起了整个社会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潮。当时大凡有文凭的，都会有“朝为田舍郎，莫登天子堂”的幸事。

可每年不到5%的高考录取率，考上大学又谈何容易！像我们村一连几年都是光头，连个中专生也没有。即使村民们集资在村口盖起了一座菩萨庙，家长们早晚焚香祈福，可文昌星还是没有降临到我们的村子，弄得村里的考生个个像范进一样，到了三十几岁仍不能金榜题名。1983年，谁知平时不咋样的我，却开天劈地、稀里糊涂地考上了，而且还是一个大专学校，鸡窝里终于飞出了一个金凤凰。这下村子里就像炸了锅似的，天天都有人前来贺喜，有的说我命带魁星，有的说由于我母亲信佛，可就是没人说我夜里趴在案板上，就着十五瓦昏暗的灯光，熬了整整两年的苦楚。说实在的，当时我也并不明白考上学能有多大的益处，只是从大家的眼神里感到了一点点的荣耀。

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一毕业后就顺利地分配到了一所企业学校任教。企业的效益是很好的，客户时常住在企业的招待所里，排着队等着产品下线，有点萝卜快了不洗泥的味道。企业里不仅有幼儿园、中小学、技校，还有职工宿舍、食堂、医院、商店，基本上就是一个小社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除了火葬厂，职工一辈子可以不出企业的大门。企业的干部是清一色的工人阶级，厂级的领导也没有几个有文凭的，企业所谓的文化人都集中在了学校，中小学几十个教师，除了几个商业学校、职工技校、拖拉机学校、农业技校毕业的，多半都是高中毕业的。因此，我们几个师范类的大学生，在企业里就像村里的“万元户”一样令人羡慕。报到那天，企业的党委书记就亲自接见了我们。

一开学，我们几个都担任高年级的班主任，除了带本专业的科目，还兼带政史地和理化生，白天管班授课，晚上备课批改作业，似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由于全身心的投入，营造了学校良好的教风，学生的成绩取得突飞猛进的增长，不到一年时间，学校的排名就挤进了企校的第一阵营。我们几个也获得了企业先进生产者的荣誉称号。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几个成了众多职工选择女婿的香饽饽，就像当年人们纷纷抢购的如意彩电一样。当然我明白，当时我们的文凭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如今三十几年过去了，经过八十年代全民办教育的热潮、九十代企业与企校剥离的自主发展、两千年企业学校移交政府的壮大，国家的教育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师范类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像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在我的身旁，使我这大专文凭显得格外寒碜，就像金融危机中贬值的美元一样。如果再不紧跟这蓬勃发展的教育形势，那我曾经的荣耀也许就会成为我的耻辱了。（E)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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