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记者来说,沉湎于新闻的无限可能性是危险的,但也是必需的。
“新闻究竟用来做什么?”这就像是天问一般,时时刻刻盘旋在我的脑中和心头。
就职业的分工而言,记者和作家、小说家、音乐家一样,都是个体性劳动者,是我们社会的守望者和记录者。
就职业的责任而言,一名优秀的记者,又应该成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用新闻,贡献社会的基本价值。不管科学技术如何进步,广博的知识体系、快速的学习能力,独立的洞见和思考以及对某些领域的长期兴趣和深入积累,是缺一不可的。
就职业的存在价值而言,记者唯有跋涉劳动,才可以成就自己。你被什么驱动,什么就是你的命。
于是,只能提醒自己,不停地做吧、写吧、思考吧,这是一个记者摆脱不了的宿命。就像每一位我们所采访的普通人一样,忠贞的人,会得到忠贞;勇敢的人,也是用勇敢结束。
我至今都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踏进三秦都市报的时候,2010年,我23岁。
8年过去,我将一个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间,都奉献给了这份报纸。所以,我对他无比尊重,也无比珍惜。他一直都是我勇气的重要来源,也一直是我人生的老师。
了解三秦都市报的人都知道,这张报纸曾被誉为陕西报业乃至全国报业的“黄埔军校”,20多年来,为全国的媒体行业,培养和输送了一批又一批出类拔萃的人才。而在我身边,比我优秀的前辈、同事,更是一抓一大把,他们各有专攻又无可替代,用出色的新闻报道,真切地影响着行业内外,捍卫着公共价值。
梁漱溟曾说,他最关心的两大问题是: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这大致也是我所关心的问题。我们关心历史、文化、科技、政治、经济、社会,本质上都是关注人本身,关注我们人生的应有之义。
这一定是个长期的、艰苦的锤炼过程。很多时候,我最开始知道的也只是某个人的名字,然后通过采访,从陌生混乱的片段材料中,汇集处理各种信息,最后理出一条理性清晰的线索,将一个人呈现于纸上。这些报道,有长有短,有粗有细,像是用无数个瞬间,拼凑而成的一幅“素描图”。
就像帕斯捷尔纳克说的那句话一样,“人不是活一辈子,不是活几年几月几天,而是活那么几个瞬间。”这每一个瞬间,是每个人的人生注脚,包含着古往今来、冷暖悲欣。
我非常感谢他们,因为他们,我往往在一天里便经历了一个人的一生,无数的人生构筑了一个不是所有人都能经历的世界。
媒体是基于社会分工基础上出现的,现代媒体是现代社会分工的产物,它的核心就在记录和传播。这是媒体最基本的职业要求,它关乎公众的知情权。
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记者首先应该抱着谦卑的态度,惜字敬纸,对笔下的每一个字负责。钱穆先生曾说,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对传统,应怀有温情和敬意。于记者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
当然,保持谦逊,持续地学习,时刻反省自己,同样重要——记者这个职业,是很容易自大、自我迷失的,觉得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觉得自己占据了道德的高点——这种自我认知的偏差,是阻碍我们继续进步的最大危险所在。
媒体当然是个巨大的名利场,但它认个人奋斗,认才华和勤奋。一个记者,如果真正想开始写作,就必须首先抛弃那种享受写作的天真想法。
奔波采访、埋头写作,向来都是异常艰辛的事。享受是读者的事情,享受是后来的事,记者高强度职业训练中的写作是没有乐趣的,只有完成了,才会有乐趣。
在越来越强调专业化和高标准的今天,人们越需要重新呼唤新闻专业主义,需要专业生产的、更具价值的信息。不论是过去、现在和遥不可及的将来,新闻依然神圣,新闻专业主义永远是一盏明灯,照亮着热爱寻找真相的人。
梵高在决心投身艺术时,曾给弟弟提奥写了一封信。信中,梵高说:“别人眼里的我是怎样的?一文不名者、怪物、不合群的人——一个在社会毫无地位,比最卑微者更卑微的存在。但纵使如此,通过我的画作,我要人们看见,这卑微的肉体里尚存灵魂。”
在时代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曾像梵高一样,做出了各自的选择。有人选择了宗教,有人选择了隐退,有人选择了玩世不恭,而梵高,却选择用他的勤奋,释放出一种永恒的对于艺术和生活的热情。
我庆幸的是,在经历了无数个严谨的、不屈的、艰难的却又阳光灿烂的日子之后,我没变成狡黠世故的老油条,心中依然怀着对新闻的执着和追求,一往直前。
本报记者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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