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夏,我刚满十八岁,作为民办教师,却已经从教一年多了。七八月间,临潼县所属的谭家及关山、北屯等几个公社的上千名教师,云集阎良以东的武屯中学,进行一个月的强化教育,时称“学习班”。学习分两个内容:一是恩格斯的《哥达纲领批判》,二是“尼克松为什么要来中国”。之所以有后一个议题,是由于此前基辛格的秘密访华在国际国内都引起极大反响,因此必须统一认识。学习班快结束时举行了一次全体大会,各公社都要派代表做大会发言,我糊里糊涂地被选中了。恩格斯的著作苦涩难懂,中美的话题更是不知道从何说起,因此,这大会发言并不是轻松差使。
其时我年轻气盛、无所顾忌,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如此重要的会议发言,竟然未做任何准备,也不知道会前要审查发言稿。临开会了公社带队领导才知道我两手空空,气得他大骂我“大而化之”,但已经如此,他也无可奈何。轮到我上台宣讲的时候,我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想象信马由缰信口开河胡诌了一通。也许人们听厌了照本宣科的发言,听我胡说倒来了兴致。总之,我的讲话博得了满堂彩,大会的组织者更是赞不绝口。我所在学校的领导突然发现夜明珠埋在土里,新学期开始后立即重新安排我的工作,把我从小学部提到中学班。就这样,基本没接受过初中教育的我突然就成了中学语文教师。
刚上任未及两月,我又受命到临潼参加培训,学英语。此前的二十多年里,全国大部分学校以学俄语为主,英语教师已经断代。由于形势的变化,学习英语势在必行。临潼县抢占先机,随即决定进行英语教师培训。由于中美关系的回暖使失学多年的我获得了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我不由得感叹起来,只觉得“天生我材必有用!”
这期师训班有34个学员,其中四个女生。学员大都是年轻人,均是各公社第一线的教学骨干,我是其中年龄最小的。
培训班设在县城北面的城关中学。一间空教室作全体男生的宿舍,给地面上洒一层麦草,靠外侧摆一行砖为界线,这就是可容纳三十人就寝的通铺了。铺盖卷都是从家里带来的,“自带被褥”是当年开会学习的标配。
培训班准备得极为仓促,报到以后,才知道教材讲义一概没有,给我们代课的赵振全老师仅比我们早到一天。他是阎良北屯人,也是临时应招,我们对他了解不多,他也不愿意说起自己的往事。只是有一次有人质疑其英语发音时,他愤愤然地说他的老师是BBC(英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员。
我们这些学员都是英语的门外汉,很多人连26个字母也认不全,但大家热情极高,便商量着自印。赵老师忙不迭地编写培训教材,我们遴选了几位字写得好的同学,刻印成蜡纸,现编现印。也难为了这些同学,其时对英语还一无所知,却偏偏受命刻写这些不认识的东西,每个单词每个字母都要细细核对。事后证明,这些应急赶印出来的东西极少有差错。
开学一个月以后,校方才联系购买到当时的陕西省初中英语课本。由于再没有其他的参考资料,不论谁搞到一本什么书都会在全班同学中传抄。什么《课堂用语》《阅读练习》,大学英语系一年级的课本,民国时的英语读本等等我都抄过,甚至还抄过一本《唐宋诗词选》,尽管其与英语风马牛不相及。
培训班上午是正课,从来没有人迟到或缺席过。午饭以后至晚上的时间都是自习,这段时间尽可自由活动,在教室里呆得厌了,便三五相约去县城。城关中学离城两三里路,再向上走就是华清池,那时候不收门票,大家出行时衣兜里都没忘装上课本,还有很多人把单词写在手心手背,想不起来的时候抬手看看,据称最为方便。就这样,五间厅上,东花园里,骊山半腰,都成了习读课文、背诵单词的场所。自习时间大都是在骊山的丛林中度过的,大家的说法是这里“空气新鲜,帮助记忆”。以至于后来回忆起此情此景,同学们都说我们学的英语是“骊山一派”。
由于参加培训的绝大部分都是民办教师,培训班的待遇是“加记工分外带十二块钱”,这十二块的补贴,交伙食费八块,自留四块零用。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优厚的了,因为很多生产队一天的工分报酬还达不到四角钱。所以,参加培训的学员都很知足。
培训班原定两个月,后又延长两个月。次年春天,我和王森茂等人赴华清中学实习,这是当时临潼县的最高学府了。第一堂实习观摩课由我主讲,临潼县渭河以南的中学外语老师全部到场听课。华清中学延骊山北坡兴建,教室排排升高,我讲课的初中毕业班正在最高一层。记得我讲的那节课文是ThreeWishes(三个愿望)。由于准备充足,这节课上得很成功。下课时,教室里爆发出赞许的掌声。此时居高临下,向窗外远望,繁花绿草,渭河茫茫,我不禁豪情满满,李白的诗句呼之欲出: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实习结束后,我回到原来的学校,火线上岗,立即开设英语课程。我们这批学员,尽管当时学的都是只会读写不会说的“哑巴英语”,却是当年的英语教学拓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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