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16年后首拍纪录片：“ 这是一个寻找自我、发现自我的过程”

莫言16年后首拍纪录片： 莫言。

一个不会表演只会写作的作家不是一个好农民，一个又会写作又会表演的作家一定是个好导演。——莫言

作家是用文字与世界打交道，要说服他们面对镜头，并不容易。导演要花功夫跟作家们沟通，获得他们的认同、同意参与拍摄，需要一个过程。比如莫言一开始是坚决拒绝拍摄。莫言从2002年接受过日本NHK拍摄之后就再没拍过纪录片。获诺奖后，更加低调。在《文学的故乡》首映式上，莫言也透露自己的心声，“作家不是演员，面对镜头很难受，我觉得人生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面对镜头说话，最幸福的事就是坐在酒桌上喝酒。”但在诚意邀请的打动下，莫言最终同意拍摄两天。随后他也被节目组的敬业和认真所打动，“之前接受日本NHK采访时，50分钟的节目折腾了我一个星期，拍了36盘带子。我觉得他们已经够认真了，没想到这个团队更认真、更敬业。”

莫言故地重游

贾平凹寻访祖屋

《文学的故乡》摄制组光高密就去了六次。莫言跟着去了三次。摄影镜头下的莫言，回到了过去的棉花加工厂、当年站岗放哨的老营区，以及当年参与文学活动的地方。故地重游，激活了他很多记忆。“这种回忆也是对自己的过去进行反省的过程，下一步还要继续好好写。”一开始只说拍两天，后来拍摄跨越3年时间，前前后后加起来超过20天。连莫言自己也渐渐习惯了，“这是一个寻找自我、发现自我的过程”。在已经成为旅游景点的老屋里，莫言回忆起自己文学的起点。过年的时候，土坯墙上铺满了报纸，贴正的报纸站着看，贴歪了就躺着看，如果贴倒了就颠倒着看，莫言扭着身体仿佛回到当时的日子。“灯一开，蓬荜生辉。最早的阅读实际上是从墙头开始的。”对于家，莫言是深情的，“家中有老人，感觉背后有靠山。”对于这次拍摄，莫言也是满意的。他风趣地说：“看了片花，我有两个强烈的感受：一个不会表演只会写作的作家不是一个好农民，一个又会写作又会表演的作家一定是个好导演。”

当贾平凹回到秦岭深处的棣花镇，挤在街边的桌子上，吃着小时候常吃的食物，不变的乡音，不改的口味，将他淹没在人群中。原来一整天才能走出的秦岭，早已通了高速公路，贾平凹寻访他出生的祖屋，《秦腔》里的清风街，以及《高兴》里的原型--刘高兴。如今刘高兴已经成为名人，模仿贾平凹写字写书，向游客兜售，把自己的家变成了旅游点，不用再外出打工。他紧紧握着刘高兴的手，调侃着：“你现在比我有名了”，话语里带着陕西汉子的直爽。“故乡是以父母存在而存在的，只有父母在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故乡。”

阿来行走高原感受生命与自然

毕飞宇说“我没有故乡”

在纪录片里，阿来回到他少年时代极力逃离的故乡马塘，有激发最初诗歌冲动的梭磨河，改写命运的松岗水电站，青年时代调研的土司官寨……他带着一部相机，沿途随时随地拍摄植物花卉。“小说就是一个探索可能性的过程，人是有很多可能性的，但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你只能作一个选择。只有在小说里，我们可以活成各种各样的自己。”“我觉得我对故乡的爱，不是盲目说爱或者不爱，我按照它真正的面目，去认知它，书写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认识自己故乡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成了我的信仰。”与摄制组一起行走高原，阿来想起一个词“生命共同体”：“很多时候做文学的人就是关注人跟人的关系，其实，如果在青藏高原行走，有时候一整天一个人都碰不见，碰见的是花草树木，碰见动物的几率也不大。回到那种环境当中，可以更强烈地意识到我们的生命跟自然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跟自然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疏远的，可能它在哺育我们、包容我们，但是我们对它非常疏离、隔离。”

毕飞宇撑着木桨，在水中划出一道道涟漪，顺着绿油油的田地，慢慢地接近青衣舞动着长袖的小桥，他说：“我没有乡愁，没有故乡，甚至没有姓氏，我天生是个小说家。”“我为什么如此热爱虚构，如此热爱小说，说白了，还是好奇心在那驱动你，我相信，只要我在那个大地上书写过，我就有理由，把它看成我的故乡。”然而当他经过多处询问，终于找到那片开满油菜花的故乡，看到儿时时常经过的小桥，不免激动起来，转身看到幼时居所的瞬间，毕飞宇指着家的方向，哽咽着掩面而泣，久久无言。毕飞宇也终于在少年时代的中堡镇，儿童时代的陆王庄和大纵湖，到出生地杨家庄，找到了自己的根。在5月25日的首映式上，未能前往北京出席现场的毕飞宇，发来他一段视频，“我在这个片子里面经历了欢乐、安宁，也有泪水。我要感谢张同道导演和他的剧组，我给我自己留下了一个礼物，在未来我人生很长时间里，我会看这部影片，因为真实不是恒久的，真实是刹那的；我们经历了无限的真实的刹那，这些真实的刹那，组合在一起，那是一个大真实。”

刘震云“看到过往的自己”

迟子建生命和文学的根就是“冰雪根芽”

刘震云拒绝拍摄《文学的故乡》的时候说，文学主要是写生活中那些说不清的事情，把说不清的事情经过写这个过程把它说清楚，非常荒谬和魔幻现实主义。“看一看你的过去。”正是摄制团队的这句话打动了他，于是刘震云默认的3天拍摄计划变成了3个严冬，“在拍摄过程中使我想起了许多，我回头看了一下自己的作品，我写得好幼稚。但是幼稚的作品里面我发现我每一句话是老实的、质朴的，是不精明的、不算计的，特别是一个作者和他书里人物的关系，我没有算计过书里的人物，我是一个笨人。这是我能够写作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动力。”

刘震云非常感谢这次拍摄经历，他说：“在回延津拍摄的过程中我确实看到了过往的自己。”他表示，坐在美国华尔街台阶上聊起《一句顶一万句》里面的意大利神父，从华尔街回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延津，那种感觉特别穿越。

迟子建是这整个系列中唯一一位女作家。多年没有回到北极村的迟子建用眼泪敲开了故乡的门，这正是她小说里的北国世界：《北极村童话》《逝川》《额尔古纳河右岸》《群山之巅》故事发生的空间。影片里，迟子建甚至第一次展示了爱情留影，讲述了短暂婚姻留给人生的爱和痛，留给文学的宝藏。这里有小泥屋中姥爷的酒香，供销社里童年的糖果，零下40摄氏度黑龙江江面的冰钓，原始山林里狍子的踪迹。她说，“因为我写作是写这片土地，是生命和这片土地滋养赋予我的，我生命和文学的根，其实就是冰雪根芽。穿着一抹红色的迟子建，如同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女，故意放慢脚步将雪踩得咯吱咯吱响，她激动地躺倒在雪地里，情不自禁地扬起一把雪，昂起头等待它们落下时带来的清凉。正在国外的迟子建特地为首映式录制了视频祝词，她说：“其实一个作家拥有故乡是美好的，因为有了故乡相当于有了一个梦，故乡梦永远不会破灭，那么它会跟我一起伴着文学之路这样走下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王婧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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