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协往事：绝非安静的书斋

1962年，中国作家代表团赴开罗出席亚非作家会议，行前于广州合影。前排左起：严文井、夏衍；后排：安波（左一）、茅盾（左三）、冰心（左四）、田间（右四）、杜宣（右三）、王汶石（右二）。林绍纲（右一）为送行者。受访者供图

1956年6月的一天，28岁的林绍纲从中南大区文化机关调进中国作家协会，来到北京市东总布胡同22号报到。

从此，除了“文革”中一个短暂时期，他从未离开作协，直到1991年退休。

“过去的文坛和现在不同，常常表面风平浪静，暗地里斗争不断。而我这一生，就为这些文坛大家服务了。”

东总布胡同22号

每天早上8点，林绍纲骑着自行车准时到达东总布胡同22号的作协大院。中国作协的前身是1949年成立的“全国文协”，1953年改为现名。

从红漆大门进去，是一座中西合璧的豪华三进院落。穿过前院迎面假山中间的月亮门，是一座四合院，七间北房，东西各四间厢房。再后面是一个种满花草树木的院子，主楼是一座绿色琉璃瓦顶的三层楼房。整个院落由木质雕花回廊连接。

北洋军阀时期，这里是北宁铁路局局长的私宅，日本占领时期成了日本宪兵队司令部，抗战胜利后又成为国民党“励志社”的所在地。因为当年铁路局局长在这里自杀，这座大院被人称为北京“四大凶宅”之一。

当时，东总布胡同22号既是作协机关所在地，也是一些作协领导和作家的宿舍，艾青、陈企霞、邵荃麟、张天翼、沙汀、严文井都住在这里。大院里，大家都以“同志”相称，不称呼职务。

作协机关除担任行政职务者之外，还有专职写作的驻会作家20多人，周立波、张天翼、艾青、冰心、白朗、罗烽、艾芜、赵树理都在其中。

驻会作家的待遇很高，文艺三级就相当于正局级干部待遇。张天翼、周立波、冰心等被定为文艺一级，政治行政待遇上靠行政八级（刘白羽等作协领导为行政八级），工资收入更高，在300元以上（行政八级200元）。

那时，稿费学习苏联，采取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的方式。著名作家一部长篇小说可以拿到五六万甚至七八万元的稿酬。当时北京一个小四合院房价就一万多，赵树理、丁玲、杨朔、萧殷等几位作家都买了房子。艾青的稿费比较高，一发稿费就请大家吃饭，一桌也不过百八十块。不过，普通作家一本书的稿酬很少上万的。

驻会作家出差和深入生活的一切费用，都由作协报销。创作期间生活上遇到困难，可向作协的创作委员会申请创作基金。但这种情况较少，作协当时的财政也并不宽裕。

颐和园的云松巢是中央特批给作协的创作休养地，只有几间房。丁玲曾在那住过一段时间。1951年夏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罗瑞卿陪毛泽东来云松巢看望了她。另一处休养地是北京西山八大处的证果寺，这是北京市无偿划拨给作协的。禅房被改成单间宿舍，供作家写作、休养。

1955年之前，作协有一段比较宽松的时期。作家不坐班，每周只参加三天半的政治学习。周六晚饭后，文艺界的人爱到22号院来，交流文学艺术，讨论新闻时事，唱歌、下棋、聊天。

早些年，创作委员会每周最少举办两次作品讨论会。后来运动多起来，也会间歇举办。作协主席茅盾很喜欢参加这个活动。老舍挂名作协副主席，但行政关系在北京市文联，只是偶尔来参加。有一段时间，老舍和曹禺都是作协书记处书记，关系看起来格外好。老舍常常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摇着折扇走进会议室，跟大家打招呼，有时还会做个鬼脸。他喜欢和曹禺开玩笑，一句一个“家宝”：“家宝，你还记得那年我们相约去看曹雪芹纪念展你迟到的事吗？”

1957年初，作协机关搬到王府大街64号，东总布胡同22号院改为用来存放图书和招待宾客。

作协领导

林绍纲调到作协时，邵荃麟是作协党组书记，刘白羽、郭小川为副书记（后任命严文井为副书记）。郭小川兼任作协秘书长，副秘书长两位，黎辛分管党务人事，张僖分管行政。

通州人刘白羽有一种北京遗老遗少的派头，夏天穿一身白色丝绸，戴时髦的遮阳礼帽，手里摇一把白色折扇。开会讲话时一口京腔，情绪饱满，极富煽动性。他的讲话一般内容简练，不像周扬能一口气脱稿讲四个钟头。

严文井不大参与日常事务，听汇报或者批阅公文通常只谈原则，不给具体意见。他爱猫，最多时家里养过七只。他喜欢西洋音乐，常去琉璃厂淘唱片，家里有几百张奏鸣曲和交响乐的唱片。开会时，他常偷偷给人画肖像，好友张天翼、赵树理经常成为他的素材。

他生性诙谐，个性外向不设防，宴请外宾时，谈完正事之后喜欢讲故事。长相俊美的单身汉杨朔总成为严文井开玩笑的对象，如果席间坐着日本作家，他就会请人给杨朔介绍日本女孩做妻子，总是弄得杨朔很尴尬。

在一次批斗丁玲的会上，旁人的发言都很激烈，严文井却站起来说：“陈明配不上丁玲。”招致哄堂大笑，批判也进行不下去了。

38岁就当上作协秘书长的郭小川年轻时髦，上班经常穿灰色西装，系红领带。他性格开朗天真，几乎和任何人都能一见如故。虽然不用坐班，但他基本上每天都会骑着自行车来作协。

负责外事工作的杨朔是林绍纲的直接领导，林绍纲经常去杨朔家请示汇报。

杨朔住在一所狭窄的平房里，这是他用稿费买的，格局不好，光线很暗。他终身未婚，和弟弟一家住在这里，自己的生活由一位保姆照顾。他常西装革履，虽然也时常开开玩笑，但与人相处总有一点隔阂感。

林绍纲来时，杨朔会匆匆收起写字桌上的书刊和稿纸，寒暄几句，习惯性地说起近来睡眠不好，头疼，离不开安眠药。听汇报时，他有时走神，眼睛发直，边点头边嗯嗯。他的工作压力很大，失眠和神经衰弱影响到了他的创作。他的字一个一个圆圆的，该短的笔划拉得很长，该长的笔划又写得很短，很难辨认。每次看他的批阅，林绍纲都有点头疼。

1961年，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前排：杨朔（左）、巴金（右）；后排：刘德有（中）。受访者供图

作协的外事

作协设有创作委员会、外国文学委员会、普及工作部、古典文学部、文学基金全委会等机构，还编辑出版《文艺报》《人民文学》《新观察》《文艺学习》《文学遗产》《译文》《中国文学》（英文版）等刊物。外国文学委员会（简称“外委会”）的职责是与国外作家进行联络和交往，向国外推介作品，开展“民间外交”。

外委会主任为萧三，副主任杨朔、陈白尘。林绍纲担任办公室副主任，手下有十多位精通各种小语种的职员。

1958年后，亚非作家在国际上活跃起来。根据亚非作家常设事务局的要求，成立了中国作家联络委员会，茅盾担任主席，刘白羽担任副主席，杨朔任秘书长。

每次外国作家来访，都由外委会负责安排，邀请与来访者身份地位和作品知名度相当的国内作家会见。

茅盾、严文井、巴金、冰心、叶君健都是外事活动的常客。很多小说家口才一般，不善于应付外事场合，外委会通常不敢邀请。姚雪垠是个例外，他参与外事活动灵活得体，比较活跃。

当时外国作家经常点名求见赵树理，但林绍纲邀请他时总是被拒绝。一次，他终于答应了，穿着布鞋、胡子拉碴地随团出访，住宾馆非硬板床不睡，只好让他锁上门睡地板。别人在台上讲话，他不爱听了就去洗手抽烟，边哼哼山西上党梆子。看晚会总是睡着，甚至打起呼噜。

林绍纲近百次陪同作协副主席巴金参加活动。巴金说话声音不大，发言稿多是亲自起草。他从来不领工资，一直靠稿费生活，在作家中几乎独一无二。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凡是外国尤其是日本作家代表团来访，作协也会邀请国务院外事办负责人廖承志会见或参加宴请。

去国外出访，名单由作协领导提出。

“刘白羽当时在作协几乎说一不二。巴金和刘白羽一同出访，虽然巴金是代表团团长，但也会听刘白羽的。”林绍纲说。

外委会也会对名单提出建议。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中苏激烈论战，文艺界来往也带有浓厚的火药味，所以选派作家以政治性为第一考虑。外委会一致认为，诗人李季和陕西作家王汶石是最合适的人选。

每次出访，林绍纲要组织人员为代表团成员订做西装和中山装、准备发言稿等。按照杨朔要求，代表团出访期间，他总是留在国内负责后勤。直到1979年，才有机会第一次随团出国。

推介作品主要由外委会主办的《中国文学》杂志（英文版）来承担，外委会将国内的优秀作品翻译成英文，发行到亚、非、东欧国家。杂志由茅盾挂名主编，副主编叶君健具体负责。

精通十几门外语的叶君健在中国对外文化交往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出国访问时，他通常是代表团中的“高参”。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直到90年代，他在北海后门边的家都是接待文化界外宾的点，时间久了，工作人员都习惯称这里为“外交小院”。除了“文革”期间受到过影响，这个小院近半个世纪都是热闹的。

每年，作协还会主办“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活动。纪念泰戈尔那次，因为作家中很少有人熟悉泰戈尔，林绍纲和同事专门去找了研究泰戈尔的专家，分析他的生平和作品，写出报告和发言稿。

丁陈事件

但作协绝非安静的书斋。

“不堪回首。改革开放前，政治斗争几乎没断过，而作协往往首当其冲。一旦政治斗争来了，只能服从。”林绍纲说。

林绍纲到作协时，正赶上丁玲和陈企霞分别提出书面申诉，要求对1955年的“丁陈反党小集团”结论给予复查。

1956年6月28日，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决定成立研究组。杨雨民、阮章竞、康濯、严文井、葛洛、黎辛、张僖组成“作协七人小组”，负责具体调查，后改为刘白羽、杨雨民、张海组成的三人小组。调查组下设办公室，由丁宁负责，抽调了林绍纲等五人做具体工作。

办公室将16次批判会的发言稿打印出来，分发原发言者，逐个面谈。共约谈了133位作家，其中丁玲问题70人，陈企霞问题63人。谈话记录竖排打印在16开纸上，摞起来有近半米高。

林绍纲负责约谈康濯、严文井、阮章竞、袁静等人。在他的印象中，被约谈者都对当时的批判感到沉重。

无论是个别谈话，还是在修正后的书面发言稿中，绝大多数人都将“反党集团”“一股反党逆流”“宗派小集团”等字句抹去了，取代以缓和的字眼。最后得出结论，“反党小集团”不能成立。

写书面结论的工作推来推去，最后落到了郭小川头上。他历时三月，数易其稿。结论写道：“（丁陈）某些时候和有些问题上形成了一种宗派性质的结合，向党闹独立性。他们这种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是严重的，但还没有发展到反党小集团的程度，因此不应以反党小集团论。”结论在作协党组会上通过，经中宣部审阅同意，送丁玲、陈企霞征求意见。

1957年6月6日，丁玲和陈企霞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被摘帽。

周扬和刘白羽在讲话中表示，1955年的批判有偏差，斗争过火，对揭发材料没有核查清楚就向中央写报告，不慎重。时任作协党组书记的周扬表示承担责任。

会上，丁玲质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错误？”陈企霞则称这是“政治迫害”。会议出现僵局，只能暂时休会。

没想到，休会期间，整风形势又发生了变化。

1957年夏季的一天早上，一辆小轿车把林绍纲接到东总布胡同22号，接上刘白羽后，驶往天津。

天津作协分会主席方纪安排了一个小会。会上，在不断追问下，一位天津女作家“交代了与陈企霞的不正当关系”以及陈企霞和丁玲的某些政治言论。

由此，批判升级。一本《南唐二主词校订》被说成陈企霞和天津女作家秘密联络的暗号，又说丁玲准备在即将召开的文代会上“公然宣布退出作协”。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艾青、李又然、罗烽、白朗7人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定为右派。

各部门提交了右派名单，由作协党组讨论。

评论家黄秋耘写了很多当时看来完全够右派资格的文章，林绍纲至今记得他有一篇文章叫《刺在哪里》，文辞严厉。 但邵荃麟是黄秋耘在香港做地下工作时期的老领导，对他知根知底，党组会上将他力保了下来，只做留党察看。

《人民日报》头版文章《北大在闹事》的两位作者朱行和黄沙也在名单上。郭小川说，朱行只有24岁，就不要划了。朱行因此被保了下来。

最后，作协有30多人被划为右派，占比约10％，超额完成。“文艺界从三十年代起就存在宗派斗争，一直延续到反右时期。”林绍纲说。

风口浪尖上，冯牧被调来作协担任文艺报副主编。他培养的很多作家都成了右派，但他幸运地躲了过去。林绍纲也很担心自己被戴上帽子，幸而过关。

1959年，反右倾开始，作协党组秘密批判赵树理和郭小川。后来，林绍纲听郭小川说：“批判赵树理才好玩儿呢，你说一句，他说十句，翻着他那个笔记本说得有理有据，谁也说不过他，咋办，主持人只能宣布散会。”

苦中作乐

虽然作协总是风浪不断，但生活待遇一直很高，即便在三年困难时期也一样。

1961年初春，突患肝炎的林绍纲被安排到八大处休养。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夫妇、文学评论家侯金镜也在此休养。一日三餐，同桌进餐。伙食很好，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作家们每天上午读书写作，下午自由活动，散步聊天。

幽默又有些口吃的侯金镜提醒过林绍纲，但他还是在一天下午散步时被邵荃麟“逮着”了。得知林绍纲正在看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和《高老头》，邵荃麟就站在小山坡上操着难懂的浙江口音跟他说了半天巴尔扎克。

邵荃麟从不发脾气，但是也极少开怀大笑，从早到晚烟不离手，每天无休止地读书写作。他每天要吸三包大中华。困难时期，作协秘书长张僖通过外事渠道每个月给他搞来9条烟，其中一半是自行燃灭的。

在八大处待了不到半个月，林绍纲就接到杨朔的电话，催他回来一起筹备“亚非作家东京紧急会议”，只能匆匆赶回去上班。

1961年，中国派出了庞大的作家代表团出席这次会议。团长巴金，副团长冰心和刘白羽，沙汀、杨朔、李季、叶君健等为团员。

这次会议后不久，杨朔因与作协主要领导难以合作，1962年初离开了作协，调到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工作。

此前不久，郭小川也调离了作协，去《人民日报》做高级记者。

这期间，林绍纲的家搬进了王府大街黄土岗胡同13号作协宿舍大院。他的住处是三间东厢房，房间虽小，但花砖铺地，很有气派。《文艺报》副主编冯牧则搬进了西厢房，与他家遥遥相对。

院里住着十多户人家，基本上都是作协的工作人员或者驻会作家。此前，郭小川、李季都在这里住过。13号院的东院是《诗刊》编辑部，主编臧克家和副主编阮章竞、徐迟、葛洛是这里的常客，吟诗论道的声音充斥着整个院子。

冯牧最为好客，尤其喜欢聪明的少年。他家里一天到晚人流不断，周巍峙、贺敬之、张光年等常来做客。他很爱聊天，茶前饭后爱站在院里，无论老少都能和他聊到一起，而且一聊起来就没完，直到家人喊吃饭了才散。

1964年3月，文联和作协开始整风。秋天，社会上已经开始批判“三家村”，作协主要是批邵荃麟和赵树理的“中间人物论”。

批判告一段落后，邵荃麟调离了中国作协，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研究所当所长。刘白羽接任作协党组书记，严文井担任党组副书记。两人经常在党组会上争得面红耳赤，互相拍桌子。

两年后，“文革”开始，作协被砸烂，东总布22号院也被北京市的机关接管。冰心、臧克家、张天翼、张光年、陈白尘、李季等人被关进牛棚，经常被送到13号院劳动，运家具、搞卫生。

邵荃麟被隔离，香烟盒被没收。烟瘾上来时，他就躺在床上，双目紧闭，眉头紧皱，右手食指和中指作夹烟状，“吸吮”一口，接着又作弹烟状。

1966年，林绍纲有一次去台基厂的对外友协，碰见正在办公楼一层打扫厕所的杨朔。他双颊微红，面露尴尬地对林绍纲说：“他们说我里通外国，真是无中生有。”第二年，林绍纲又在一个外事场合碰到了杨朔，知道他被解放允许参加一些活动，彼此都很高兴。

没想到，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面。1968年夏天，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作协办公的中国文联大楼门前的墙上贴出大字报：“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朔。”两天后，林绍纲听说杨朔自杀身亡。

老作家远去

1969年国庆节前，作协全体180余人下放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此前调离作协的陈白尘、郭小川等人也被带回接受批判劳改。作协被编为第五连，作协党组成员李季担任连长。

干校宿舍经常变动，林绍纲和郭小川曾同住一个房间。郭小川年过半百，神经衰弱，有肝病，每晚临睡前都要吞一大把红的黄的药片，然后点一支烟，钻进被窝。林绍纲经常听到他用手拍打被子、弹烟灰，嘴里念叨：“糟了，又烧了个窟窿。”

有两三次，林绍纲在夜里醒来，看见郭小川坐在床边的小板凳上，趴在床沿，头钻进被子一角，左手拿着手电筒，右手写东西。

陈白尘白天湖中放鸭，晚上守夜值班，一听到狗叫响动，就喊一句：“有守夜人在此，休得无礼！”

林绍纲跟着收音机自学后负责教唱“革命样板戏”唱段，教的学的都无奈地对付，久患肺气肿的冯牧却是行家，有时会指出他教唱的不足。

清查“五一六分子”时，55岁的严文井夜里偷偷把一块熟的狗肉和馒头塞给挨整的阎纲，阎纲感动得直流眼泪。

侯金镜被安排在蔬菜班。这在干校本算轻活，但1971年夏天干旱，需每天浇地。40多度的气温下，患有高血压的侯金镜连挑了20多天的水，身子又黑又瘦，不久后突发脑溢血去世，年仅51岁，是唯一一个在咸宁干校殉职的作家。

1974年12月，咸宁干校撤销，人员被安置到图书馆、博物馆等单位。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

但很多人没等到那天。赵树理1970年被迫害致死，邵荃麟1971年病死狱中。郭小川听闻了“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却没来得及欢庆胜利。

1976年10月17日晚，欢欣鼓舞的郭小川临睡前习惯性地点燃了香烟，却在烟头未熄的时候睡着，烟蒂点燃了棉被。57岁的他葬身火海，熏黑的手表上，指针停在了8点20分。

1978年，经中央批示，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正式恢复。林绍纲被负责筹备的秘书长张僖从北京图书馆要了回来，进入新成立的作协对外联络部。不久后，对外联络部设欧美和亚非分部，林绍纲分管亚非部。

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中国作家代表团1979年5月访问了日本，周扬为团长。林绍纲第一次得以随团出访。

这是他首次和周扬近距离接触。每次吃中餐，周扬的夫人苏灵扬都要亲自给他布菜，嘴里念叨着，这个能吃，那个不能吃；肉丝炒韭菜不能吃，吃了会拉肚子。

时任作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冯牧也在代表团中。这也是他第一次出国访问。此前，他一直被视作右倾，且家庭社会关系复杂。这次出访，被认为是一种平反。

“文革”中受到批判的刘白羽1978年获平反，回到军队担任了总政文化部部长。80年代初，作协的一些外事活动也常邀请他参加。他变得很谦虚，不见了过去居高临下的官气，平易近人了很多，林绍纲和他相处得很融洽。

叶君健仍然活跃在外事领域，出访了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首都机场的员工很多都认识他了，因为经常看到这位白发老人出入。

1991年，林绍纲退休。那时，在世的“文革”前的老作家已经屈指可数了。

现在，90岁的林绍纲很少出门了。过去几年，每次经过东总布胡同22号，他都很想进去看一看，但大门紧锁，一直未能如愿。

（原标题为《 当年文坛：写一部小说能买北京五六个四合院，每场政治斗争首当其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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