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书痴：周作人

提起周作人，人们想起来的不外乎家事，政事，文事。家事：他是鲁迅的弟弟，曾经兄弟情投意合，一起生活、翻译、出书。可是，最终却兄弟反目，老死不相往来；政事：即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他没有同行，后出任汪精卫政权职务；文事：周作人是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撇开家事、政事，就文事而言，如果一定要给周作人一个评述，小编以为，一生书痴，最为贴切。

A

真正接触文学 是从小说开始

周作人回忆：“到了11岁时，往三味书屋去附读，是正式读书的起头。”周作人读的第一本经书是：《中庸》的上半本。据他说，到13岁那年，他就读完了《论语》《孟子》《诗经》《易经》及《书经》的一部分，但是，他又说：“我总不会写，也看不懂书。”也是13岁那年，在监狱的祖父决定周作人去杭州侍读。这期间，每隔两三天去监狱看望一次祖父，平日自己用功。

关于自己的祖父，周作人曾写道：“我的祖父是光绪初年的翰林……他不曾听到国语文学这些名称，但是他的教育法却很特别。他当然仍教子弟做时文，惟第一步的方法是教人自由读书，特别是奖励读小说，以为最能使人‘通\’。等到通了之后，要弄别的东西便无所不可了。他所保举的小说，是《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这几种，这也就是我最初所读的书（以前也曾念过《四子全书》，不过那只是‘念\’罢了。）”可见，祖父的自由读书论，对周作人的影响之大。正如他自己说言，真正接触文学，是从小说开始。

据周作人的许多回忆文章，他是十一二岁时，在三味书屋开始读《镜花缘》的。在杭州侍读期间，更读了不少小说。由《儒林外史》、《西游记》等渐至《三国演义》，《聊斋志异》。后来是《阅微草堂笔记》。按照周作人的讲述，在读完了这些文言小说以后，就“自然而然地跑到《唐代丛书》里面去了”。早在1893年，9岁的他和哥哥鲁迅一起避难时，就接触了《毛诗品物图考》……

周作人曾反复强调，他以及鲁迅的治学道路，是一条“从旁门入”的“野路子”，他的读书趣味的选择，以致人生的选择，遵行的是“非正宗的别择法”。

B

一本书 打开一扇“世界之窗”

1902年2月2日，周作人在日记里写道：“晚大哥忽至，携来赫胥黎《天演论》一本，译笔甚好……”此后，周作人开始醉心于严复，如饥似渴地读他所翻译的《原富》《名学》等西方学术名作，同时开始阅读梁启超作品。在南京水师学堂学习期间，周作人的日记，很多都是关于读书、买书的。通过读书，周作人开始接触新思想和新文化。但是，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出国受阻以及祖父的病逝等，周作人开始转向文学本身。这个转向，最初也是因为鲁迅。在读《天演论》不久，鲁迅又给周作人带去了包括《巴黎茶花女遗事》在内的西方文学作品。其中《巴黎茶花女遗事》即为林纾翻译，由此，打开了周作人接触西方文学的一扇窗子。

处理完祖父的丧事，再回到学校，他首先读的是英国伦敦纽恩士公司发行的《天方夜谭》插图本，还有一本是《酉阳杂俎》。关于《酉阳杂俎》，周作人在《知堂回忆录》中曾写道：“它实在杂得可以，也广博得可以，举凡我所觉得有兴味的什么神话传说、民俗童话、传奇故事，以及草木虫鱼，无不具备，可作各种趣味知识的入门。”读书的兴趣，引发了周作人翻译创作的冲动，他把《天方夜谭》中的几个故事翻译成《侠女传》，从此真正走上文学翻译创作之路。

C

求学日本 买书、读书、译书

随哥哥抵达日本，周作人什么事情都由鲁迅代办，他在日本过着自足、平稳、清闲、无忧无虑的日子。他生活的最主要乐趣就是逛书店、买书、读书。在周作人后来的许多回忆文章里，都可以散见这一段生活的印记：东京的书店成了周作人最消磨时间的地方。除著名的坐落在日本桥三丁目的丸善书店外，单就周作人先后住过的伏见馆、中越馆及1909年初迁入的“伍舍”附近，神田、本乡一带，就有许多书店和书摊。挨家看过去，往往要花大半天时间。逛的日子多了，也就了解了这些书店的个性。比如说，丸善书店，楼上并不很大，四壁是书架，中间好些长桌上摊着新到的书，任凭客人自由翻阅，有时站在角落里书架背后查上半天书也没人注意，选了一两本书要请算账时还找不到人，须得高声叫伙计来，或者要劳那位不良于行的店老板下田君亲自过来招呼。这种不大监视客人的君子风是令人愉快的。神田一带书店就不这样。大概因为那里学生太多，不免良莠不齐，书店老板与小伙计也更显得精明，跪坐在账桌一隅，目光炯炯，监视着看书的人。坐落在神田专卖洋书的中西屋，尽管它离周作人寓所比丸善要近得多，但周作人他们总不愿常去，就因为伙计“跟”得太凶……此外，本乡的南江堂以出售德文书著称，东京堂常有日本新刊书与杂志，文求堂多中文旧书，郁文堂、南阳堂总分店则以卖洋书出名，都是各具特色，也是周作人经常光顾的。

好书太多，买书的银子却少则又少。周作人曾有过这样的记述：怀中有点钱，就像技痒一样，总要蹭到书店去“逛”一趟，每回都是搜括一空而归，于是，相视一笑：“又完了！”

说话时很有点幽默气，而内里却含着苦味，但就是这点“苦趣”，也不是经常有的，因为更多的情况还是囊中空空“逛”书店，往往像小孩走过耍货摊，只好废然而返。

周作人后来专门写有《旧书回想录》、《我的杂学》等文，回忆当年在日本购书、读书的历史。在日本的“游惰生活”，让周作人“乐不思蜀”，甚至母亲、大哥催促，他还以打算“略习法文”推脱。直至鲁迅发出“法文不能变米肉”的正告，并亲自去日本劝说、敦促，他才偕妻子回到绍兴。

D

闭门读书、嗜书如命 是其最满意的生活

就在回国的第二个月，辛亥革命爆发，周作人可谓两耳不闻窗外事，躲在家里抄刘义庆的《幽明录》。生计所迫，1912年，周作人赴任杭州教育司某科科长，住在教育司办公楼门口一间阴暗的小屋里，据说，期间每日就只是在楼上坐着，看自己带来的书或翻译自己喜欢的作品，几乎足不出户，他真正的兴趣就是读闲书，抄古书。 当时也在教育司的钱玄同因此说周作人是在那里“卧治”。“卧治”前后一个月的光景，他害了疟疾，于是，告假回家，所得薪酬是大洋90元。据说，周作人用这笔钱买了一部广东朱笔套印的《陶渊明集》，剩下的钱，正好用于从杭州回绍兴的路费。许广平曾回忆说，周作人“惟整日捧着书本，其余一切事情都可列入浪费精力之内，不闻不问。鲁迅也提到过，像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郁达夫谈及对周作人的第一印象也是：温文尔雅的，看来很有学问，真正像一个读书人。

1934年，作为著名的学者、作家周作人第三次到日本，日记中仍有“饭后在银座三部至日本桥……”“晚同耀辰至大学前散步买旧书一二册……”“晚同信子、耀辰至本乡三丁目一转，买旧书一册”的记载。关于逛旧书店，买书的具体事宜，晚年的周作人都还记得非常清楚，也可见他把与书相关的事情，都列入了人生的大事记。

抗战胜利后，因出任汪精卫政府职务，周作人被判入狱。在狱中，他最难耐的就是读书与写作。周作人曾把读书比作烟瘾。后来得朋友相助，得到劳斯所著的《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读完之后，竟然乐不可支地在狱中翻译起来。

有书的地方就是天堂。晚年的周作人，穷病交加，依然沉浸在读书与写作之中……最终完成了《路吉阿若斯对话集》。并在遗嘱中写道：“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惟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

1967年5月6日，他走完了人生的路。晨报记者 李春

(参考 周作人作品及日记、《周作人评析》《周作人传》等)

■ 编后语

胡兰成曾写道：“读书如此之多，而不被书籍弄昏了头，处世如此平实而能不超俗，亦不随俗，真是大有根底的人。在这凡事急促，局限，而潦草的时代，他使人感觉余裕。可是对于那时代的遗老遗少，以其沉淀为安详，以其发霉为灵感之氤氲者，他所显示的却是是非分明，神清气爽的一个人。”

读过很多书，也见识过很多读书人，说到书痴，小编以为，非周作人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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