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了，文学依然神圣

　　时光簌簌，万物喧哗。倏忽间，陈忠实老师离开我们一年了。

　　他刚去世的那些日子，有媒体约稿。几次坐在电脑前发呆，凝噎无语，终不成文。如今，隔着一年的别离时光，悲伤已如生命河流中的小船渐行渐远。而和陈老师交往的那些片段，隔岸相望，一幕幕却清晰如昨，翻飞如窗外柔软春风里斑斓美丽的桃花。

　　2003年，我策划了《西北狼丛书》，是包括陈忠实在内的陕西著名作家的最新作品集。作家们都很支持配合，很快就整理好书稿给我。陈老师送来的书稿里没有我想要的序和后记。问他，他说没有给自己的书写序尤其是后记的习惯，就算了吧。我那时年轻气盛，说话不会拐弯，径直说：“那不行，丛书有统一的体例要求，其他人都写了，您也得按要求写，这样一套书才整端。”陈老师好脾气，“那好吧。既然别人都写了，那我就不能搞特殊。”没过几天，大冬天的晚上，我都进被窝要睡觉了，陈老师打来电话说：“小韩，按你的要求我把序和后记写完了。哎呀，你不知道，这个序把我还给写激动了，中间几次流泪，这是我最满意的一篇散文了。”是的，这篇名为《原下的日子》的序言，文笔旖旎优美，情感恣肆释放，表达他对家乡的热爱和留恋，对心灵自由的突围和享受，释放了他平日看不到的儿女情长。真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美文。果然，《原下的日子》在《人民文学》和《陕西日报》副刊发表后，又被《新华文摘》转载，2004年还获了《人民文学》优秀作品奖，名列文学排行榜散文榜首。获奖后若干年，陈老师每次见我都要说：“感谢你逼着我写出了一篇好散文。”其实，他应该感谢的是他自己。是因为他对一个小编辑工作的尊重和配合，才有了这篇文章的诞生。记得在这部书的审稿和校对过程，因为一个词一句话，因为阴历阳历时间表述不清楚等等，我常常给他打电话，每次他都耐心解答或者核查资料确认。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每个编辑都应该做的工作，但每次最后他都会说：“谢谢你这么心细认真，发现了这个我以前没注意到的问题。”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大作家的配合和激励，让我有信心有成就感地真正热爱上编辑这个为人做嫁衣的辛苦工作，几十年乐此不疲。

　　2010年的夏天，我去陈老师石油大学的工作室看望他。见他色有倦容，便问他最近身体好不好？他说：“哎呀，我最近心烦得很。手头有6个已经答应的序要写。天气这么热，实在不想写，但作者都等着出书要用，不写不行呀。”我对他说：“年纪慢慢大了，自己还要写作，您以后要学着说不，要不然找您写序写评论的还不把门挤破？”他说：“你说得对，我也觉得现在身体和精力都不如以前了，以后能不写的还是拒绝了吧。”说归说，很多找他写文章的他还会答应，或长或短，都是他给写作者的鼓励和信心。正如他当了中国作协副主席后，在一个访谈里说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我承担了这个角色，就得对陕西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发展，尤其是青年作家的成长负一定的责任。”在他成名后的几十年里，不知道有没有人能统计出他不收任何费用给多少人写了多少序言和评论？又免费题写了多少书名或者书法作品？

　　2014年夏天，又是一个晚上，陈老师在电话里对我说：“我给你隆重推荐一部书稿。”原来，有一个援藏干部把自己在西藏阿里工作三年的经历和见闻记录下来想出一本书，书稿辗转交给陈老师请他作序。对于这样一个特殊身份的作者，陈老师马上就答应了。没想到作者第一次写作的文字把陈老师看感动了，不但写了三四千字的序言给予高度肯定和鼓励，而且写完后就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作者在阿里三年，远离家人，生活艰苦，但他超越了生命禁区带给他身心的伤害和痛苦，记录下了美丽的高原、淳朴的藏民，还有援藏干部的默默坚守和奉献。“我不认识这个作者，也没见过他，但这个书稿把我看感动了。这是我自己给你推荐的，你看能不能少收些出版费用，最好免费帮助这个作者把这书给出了？”虽然最终这本书无缘在我社出版，但他对这部书倾心关注的慈悲大爱，这样的一段文坛佳话，和雪域高原那蓝天白云下猎猎飘扬的经幡一样不但让作者，也让我这样的知情者得到精神的洗礼和升华。

　　其实这只是他无私提携写作者的数不清的故事之一。

　　这样的故事同样伴随着一个编辑的成长。

　　尊重每一个作者，认真对待每一部书稿。多年来，这是我对自己也是对我社年轻编辑的基本工作要求。这里面，有多少是受陈老师的影响已经也说不清楚了。

　　2016年初，我又一次去医院看陈老师，去时还拿了朋友委托的三四本书请他签名。他正在打吊针，扶他起来坐在床上，他照着名单认真签了字。那时我只有一个心思，陈老师整天躺在床上不活动少说话不利于身体恢复，要给他找点话题斗斗嘴、找点事让他多活动多分心，这样才能少想病痛带来的不适。我完全没有想到这是和他最后的告别。如果当时知道了，我就不会“残忍”地让他签字了。死亡是我们所有人的大结局。这不可怕。真正令人悲伤的是没有准备好的不告而别。面容消瘦的陈老师坐在医院病床上用插着针头的手一笔一画签名的场景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心中的痛。但，为读者在书上签名，这或许是一个大作家和一个老编辑的最好告别方式吧。

　　《白鹿原》里朱先生去世后有这样一段描写：

　　“临到灵车过来时，人们便拥上前去一睹朱先生的遗容。红日蓝天之下，皑皑雪野之上，五十多里路途之中几十个大村小庄，烛光纸焰连成一片河溪，这是原上原下亘古未见的送灵仪式。”

　　“白嘉轩一直住守在大姐家，直到朱先生下葬，他拄着拐杖，扬起硕大的脑袋，努力用不大聪敏的耳朵捕捉人们的议论。人们在一遍一遍咀嚼朱先生禁烟犁毁罂粟的故事，咀嚼朱先生只身赴乾州劝退清兵总督的冒险经历，咀嚼朱先生在门口拴狗咬走乌鸦兵司令的笑话，咀嚼放粮赈灾时朱先生为自己背着干粮的那只褡裢，咀嚼朱先生为丢牛遗猪的乡人掐时问卜的趣事，咀嚼朱先生只穿土布不着洋线的怪癖脾性……这个人一生留下了数不清的奇事逸闻，全都是与人为善的事，竟而找不出一件害人利己的事来。”

　　这样的场景，几乎是和陈老师去世引起的举国哀悼如出一辙。一个文学大家，在他去世时和他塑造的白鹿原上无可争辩的儒雅圣人朱先生合而为一了。

　　春日温润柔软，思念纷飞如路旁的春花。陈老师枕着他的《白鹿原》进入了另外的生命气场。而他的大气磅礴、沉稳仁厚依然如一树的花香随光阴弥散，在日出日落里蔓延。在忽远忽近的凝视中，这棵树上“文学依然神圣”几个字清晰如昨，清澈如初生。

（作者系太白文艺出版社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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