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铁堂心系明室散议 □　郭建民

清康熙年间在安定知县任上上疏减赋而致革职,“客死陇上”的许铁堂,一共活了57岁。他的前30年生活在明朝,后27年在清朝度过。在清朝的27年,可以说他的思想感情一直存于前朝,他一直处在“心系明室”之中。苦于其生平资料的十分欠缺,仅从能够掌握到的零星资料,对此作一散议。

一

许铁堂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出生于福建侯官即今福州市一“文献世家”,铁堂诸人“皆衍其门风”(《退庵金石书画跋》)。这就是说许铁堂自小就受到明代汉文化深深的熏陶。他的叔父、明崇祯初进士、后任浙江提学副使的许豸,一直视他“犹子”(如同亲子)。崇祯初年,他又师从于万历举人、复社成员夏允彝。应该说一生“抗不为礼”的许豸和后来结兵反清的夏允彝给予青少年时代的许铁堂在思想和性格上非常深刻的影响。

崇祯十二年(1639),25岁的许铁堂中举。20多岁的青年人,思想已经基本成熟,经历万历、(泰昌)、天启至崇祯三朝,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正当他欲“大展鸿途”迈向登第之路时,1644年清军入关,明清换代,山河易主。与所有的明代知识分子一样,异族的入主、政权的更替,给他的身心造成了极其强烈的冲击,而叔父许豸的亡故,恩师夏允彝等复社成员与江南总兵吴志葵结兵反清,顺治二年(1645)投江自尽的现实,又加重了他的感情负担。

这时候的许铁堂,无不留恋前朝,但又处在矛盾之中。一方面不满清朝统治,一方面又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在无奈地接受现实后“累累赴试北上”,还是希望有官做,但“心系明室”的思想却伴随着他走过一生。

二

“累累赴试”,累累落第。这期间,即顺治元年(1644)到他做安定知县的康熙四年(1665),共21年,除了他在侯官与亲友结平远诗社,以及“性豪侈,金钱缘手力尽”(《闽侯县志?文苑下》)的记载,其他生平资料是相当欠缺的。据他后来诗集自序“向者负一布囊,历游吴越燕赵齐鲁之间”,他很长一段时间每进京赴试之后,便过着游历的生涯。从他《(山东聊城)铁塔寺作七歌》“我今行年过四十”诗句看,起码顺治十年(1653)他40岁时即已进行了游历,并且是以诗人的身份进行着游历。明末清初文学家、河南人周亮工后来曾序铁堂自选诗:“(铁堂)关山陇水之间,潦倒宦途,欲归无计,出其《铁堂诗》若干卷见示。”“若干卷”的“铁堂诗”绝大部分出于他游历期间。

当时文人游历天下,一方面是为了丰富阅历,一方面也是为自己积攒名声。在十多年的游历期间,铁堂结识了不少文人名士。从《铁堂诗草》中看,他涉及的文人名士达三十七八位。其中最有名的除移居金陵(南京)的原复社成员周亮工,有山东王士禛、宋琬、王阮亭,江浙陈维崧、邓汉仪、吴绮、汪琬,安徽施闰章,湖北杜濬,直隶(河北)申涵光,陕西韩诗、李念兹等。这些人都是明末清初的文学家,除小铁堂20岁、基本在清朝长大的王士禛,其他都大致与铁堂处于一个年龄段,其身世遭遇与铁堂息息相通,都经历了明清换代后艰难而不乏痛苦的抉择,用铁堂自己的话讲,是“抱檄入秦,本非其志”(铁堂诗自序)。他们中的一些人如申涵光等在明朝覆灭后很长一段时间“时而纵酒狂欢,时而痛苦高歌”。铁堂与这些“巨卿雅士击钵刻烛,旗鼓角垒,争相雄长”。他们的字里行间隐露出对清王朝异族统治的不满。应该说心系明室、怀念前朝构成了他们共同的思想基础。

而基本在清朝长大,也较快适应了明清交替的王士禛,曾在铁堂“尝试赴北上,缺资斧”时“妻张氏脱金约腕使为费”,并且对于铁堂诗很高的评价:“读铁堂诗沉雄孤峭,愚兄弟私叹百余年来未见其手。”创立了诗坛“神韵说”的一代宗师王士禛,他未必看不出铁堂许多诗作隐露出的怀念前朝的情绪来。

三

从铁堂现存大量诗作看,他的诗大致可分为酬和应答、吊古伤今,以及抒情寄事三部分,绝少咏时之作。他的诗,除了《关山月》《江南曲》等“秋风吹渭水,闺梦依沙场；愁绝从军者,何年罢望乡”因袭前人缺少新意的诗,其余都很齐整。王士禛谓其“百余年来未见其手”显然逢人说项,但“谓其沉雄孤峭”,却是准确的。

纵观铁堂诗,吊古伤今的诗显然更高于其他,特别是他怀念前朝的诗,写得非常好。从艺术角度和当时统治背景,他不可能写出直露不满的诗作；或是性格使然,也不像杜濬那样志行皎然,像陈维菘那样倜傥豪迈,他只能通过吊古发泄情感,以浇块垒；只能从字里行间隐露地表达“心系明室”的情绪,如《公车出西洪》“白云轻许国,红豆暗伤春”,《大梁》“大夫身到此,便欲报人恩。不见魏公子,悠悠登古原”,《岳坟》“一子渡江天意定,靖康遗恨岂班师”,《北平怀古》“寂寞桃李蹊,何处怀国土”等等。而以明朝人事入诗,则直接切入心系明室的感慨。

铁堂诗中,直接以明朝人和事成诗的作品,有《钟山寺次杜濬四首》《于(谦)坟》《武部谒杨公椒山(继盛)祠三首》《戚(继光)家屯》《过于麟李(攀龙)公墓下作》等,“孝陵陵上草萋萋,日落江南杜宇啼”“五国翠华原不返,当年庙议是耶非”“不谓朝廷改,瞻依犹在今”“只今余父老,还说义乌兵”……可以说这些诗倾注或渗透了铁堂发自内心的情感,所以表现得真诚而强烈!

到了康熙年代,清朝统治更加巩固,不少人的民族情绪亦逐渐趋于淡薄,但铁堂诗作中的这种情绪却保持了始终。

令人意外的,是铁堂诗作中一首一反隐露表达的题材和手法的诗:《卞坟高·扬州城破,烈女死而后绝命,父母从其志,葬于卞忠贞祠南。许子过而哀之》。这首长调,“东邻飞人肉,西邻溅人血”,竟以当朝顺治二年(1645)史可法率扬州军民坚守孤城,城破后清兵屠城十日的事件为背景,对扬州死节妇女钱淑贤备极褒扬,至于“九解”,哀恸无已,对清兵的残酷屠杀进行了强烈的控诉,写得铿锵遒壮,催人泪下。和铁堂绝大多数诗作一样,这首诗不知道作于什么时候,也不知道在文网严密的当朝是怎么留存下来的,不过铁堂心系明室、痛愤清朝的情绪,通过这首诗得到了尽情的体现。

四

1662年康熙即位后,政策开始松动,在经济上解决满族贵族推行入关前的制度,政治上提倡儒学作为统治思想,又采取了一些缓和矛盾和怀柔笼络的措施。康熙四年(1665),51岁的前朝举人许铁堂被录用为安定知县,不管是谁人推荐的或怎么被录用的,肯定与康熙的这些政策和措施有关。

许铁堂上任伊始,便祭起了文天祥的大旗。他到任后,杜撰了在孟津黄河上与另一竖有“安定县正堂”旗旌的官船相遇,经造访为“安定城隍”文天祥与他同时赴任的故事。这个故事使当时安定士民大都信以为真,乃至一个与西北、与安定毫无干连的文天祥,做了300多年安定县、定西县的城隍。有理由说这个故事不是铁堂信口而来,它是经过铁堂深思熟虑的。一方面他的身份已经是当朝的官吏了,一方面他的思想始终是前朝的“遗民”。既想当朝为官,又要心系前朝,他需要这个故事来帮助自己,一面为自己作为知县治理地方打造舆论基础,一面埋藏下自己不能袒露的心迹。而故事的另一主人,他恰到好处地选择了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宋朝、明朝,同是汉族“正统”；元朝、清朝,同是异族入主；文天祥抗元兴宋,自己愤清怀明,这是非常精彩的。

铁堂在任不到三年,因县境连年大旱上疏减赋被解组革职,最终“无资返里,客死陇上”,堪令叹息。这里有个问题,就是他被革职的真实原因。仅仅因为上疏请求减少辖境税赋,充其量不予应允,更甚遭到严重的斥责罢了,还不至于被立马革职吧?是否还有其他的因素呢?这些因素是不是含有他心系明室所表露出的些许思想行为,而被借端革职呢?铁堂写下的《解组后别安定父老四首》,是他最接近地气的诗,除了表露他心忧父老、情系父老和披露自己清正廉洁的情怀,他写道“坚白反见诬,廉吏不可为”“此邦非我邦,奚能缓辕绥”；从这两句诗,特别是“坚白”的用词和“此邦非我邦”的感慨中,不就传达出某种些微的信息吗?

应该说铁堂到了西北干旱频仍、民生困苦的安定县做知县,才真正了解了人民大众的生活,接触到人民大众的疾苦,世界观发生了一定变化。他廉政勤民,教化民风,兴办学堂,架桥铺路,深入山区(葛家岔、新集)访贫问苦,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从旧朝举人到新朝知县,从生性豪侈、金钱缘手立尽的诗人,到无资返里、最终客死陇上的廉吏,许铁堂完成了他的转变,同时留下了好多令后人研究之处,当然,这已属于另外的一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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