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社会能有今天的成就，一定程度上深深得益于放活民间投资。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增长乏力”、“投资环境不完善”、“政府服务欠缺”等一些因素，让很多民营

赵守国

张宝通

孙雅姗

本报记者  杜瑶 杨静 实习生 张琴

据资料显示，在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上半年经济数据中，1月份至6月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158797亿元，增速比1月份至5月份回落1.1个百分点。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61.5%，比去年同期降低3.6个百分点。

在“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节奏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却形势严峻，增速在2016年上半年创下了近15年来的新低。民间投资急转直下出乎意料，人们在探讨其背后原因的同时，更多思考的是民资未来发展的出路在哪里。 

民企，迈开转型的步子

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赵守国 

三十年前的中国物质匮乏，只要你涉足实业基本上可以做到“投什么赚什么”，尤其是最近二十年，很多大型民营上市公司和集团都是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然而，今天很多民营企业都遇到了麻烦，那是因为在产品同质化基础上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过去那种“盲目投资、扩大生产规模、靠经销商营销、偷技术”等等招式越来越不管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很多民企投资者就会有“中国的民企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天花板，今后的路该如何走？”的忧虑。

从过去十年的“投什么赚什么”，到近三年的“投什么不赚还亏”，似乎中国的民营企业会死掉一大批？其实不然，民企应该会活得越来越有滋有味。如今正在残酷淘汰的是一批不思进取，缺乏先进性的企业，民资正在“大浪淘金”，未来真正的投资机会是在新兴产业，能够涅槃的也一定是那些转型做得好的企业。

很多民资在房地产、制造业等传统产业的泥潭中不愿“拔腿”，这是不明智的选择。可以这样说，一些民企处于野蛮生长的阶段，主要是因为企业的发展理念和企业家素质决定的。首先，当下民企发展的首要就是投资者需有转型的智慧。

行行出状元。如果我们以农业和文化旅游业为例来探讨民企的“转型发展”，就会感到欣喜。在农业中，人们普遍认为它一直不是收益很高的领域，但是随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如今有很多投资的机会，陕西新兴的农业涉及猕猴桃、葡萄、牛奶、羊奶等等。在陕西，石羊集团是农业方面最大的民营企业，注册资本6000万元的石羊集团，今年上半年的净利润就有1.3亿元，上半年的投资回报是200%以上，销售过50亿元，这些业绩都得益于它的转型发展。接着，关于文化旅游，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不管实体经济怎样陷入困境，但旅游消费的欲望和需求并没有锐减。在陕西，袁家村火了，马嵬驿也火了，富平的和仙坊，泾阳的茯茶镇等一批文化旅游项目相继出现。实际上，陕西省31个文化旅游示范镇起到了正面作用，它既让农民致富了，又盘活民间资本，无疑给民间资本找到了一条出路。

眼下可供投资机会很多，传统产业的投资在短期内没有太大影响力，然而，传统制造向先进制造业的转变，中国制造2025、新能源、生物医药、新材料、机器人，这些新领域显示出强劲的吸引力。教育、物流、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节能减排环保产业，这些也都是新兴行业，而且成长性都很好，这些民资都应该去涉足。

“淘汰的产能还没有完全处理，如果转向新产业难免影响太大？”很多企业都有这样的顾虑。事实上，这样短期的“阵痛”几乎是必然，但不能因为暂时遇到困难便迁就、退缩，这个转型过程就是引领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过程，我们需要鼓足勇气。 

政府，全力补足短板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张宝通 

可以这样说，民间资本的下滑是偶然也是必然。中国经济进入转型发展的新阶段后，传统行业由于产能过剩比较严重，所以需要市场出清；同时，市场环境偏紧，加之工业品的价格在持续走低，作为民间企业，自然投资意愿不强烈。

受经济下行影响，国家投资没有积极表现，民间资本投资要持续活跃难免牵强。“国家投资尚且保不稳，我们民资又怎敢去放开胆子投入？”在这样的情境下，民企“出手”谨慎的做法也是理性的。我们一直在做“三去一降一补”，然而目前大都把重点放在“去产能”上，去产能是市场的事情，在市场自然调整的过程中，一些企业会减产、倒闭，此时就需要政府来“补短板”，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人们谈起结构合理不合理的问题时，总是用木桶作比喻，木桶有长有短装水就少，所以取决于装水多少的是短板而不是长板。同样，如果始终等着去产能，木桶里的水就难以增加，况且市场环境调节的产能几乎不用人为干预，所以我们应更注重把短板补起来。试想，如果短板补好了，产能过剩的问题恐怕就不需要花太大的力气去解决。

“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说去产能；“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就是在说补短板。

企业投资要看市场，有市场需求就是短板，可是短板如果太短太难，那么资本自然不愿跟进，所以政府首先要去做表率，以带动民间资本。如果，整体经济的大环境好了，吸纳民资的能力自然会提升，民资的生存空间也会随之扩充。

陕西，住在祖国版图的中心，如今进入了高铁时代，国家要八纵八横、要修跨海铁路，陕西也不能落后，列入“十三五”规划的项目就应抓紧落实，争取动工。如若加大投资基础设施的力度，钢铁、水泥、煤炭就有很大需求。可以想象，修地铁、修高速，需要的材料民企都可以提供，随之市场被打开，相应的投资被带动，这就是“逼”政府挑头，一挑头民资就跟进。政府要引导，民企跟着政府走，这就跟打仗一样，领导在前面指挥，士兵们才知道要往哪里打，才敢冲。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给民营企业一个进入基础设施领域的新模式叫PPP（公私合营）。这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已经推出了很多项目，但真正落地的很少。其主要的原因是绝大多数的基础设施项目都投资时间比较长，且见效也慢，投资回报率也不是很高，民营资本处于观望状态。这不难理解，因为民资要算账，比如，钱存银行有5%的收益，我投你项目投十年、八年，不一定能保证每一年有5%的收益。同时，政府对这个项目盈利模式的设计，使得相应的投资回报者又有不确定性。“这个十年的项目是市长答应我的项目，换了市长以后合同还认不认，能不能履行”，这样的担忧也成为民资不敢轻易投入的一个原因。所以，政府的行为会直接影响民资的状态。 

民间投资需内外兼修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金融投资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孙雅姗 

2006年至2016年4月，我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投资比重从49.8%上升到62%，企业家们不再以解决温饱为目的，投资需求已朝向品质化升级。但在目前市场预期较差的情况下，其追加投资的边际效用降低，因此，企业家宁愿把资金留在手中，或用于消费以满足闲适的生活，也不愿投资到风险高、收益低、缺乏发展空间的项目中。可谓是“企业家信心不足的状态遇上投资需求升级的心理”。

我们看得到，国务院对促进民间资本投资开出了五剂良方。一是“充分认识促进民间投资、发展民营经济的重要意义”，二是“以深化改革和政策落地见效提振民营企业投资信心”，三是“继续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营造一视同仁的公平投资环境”，四是“着力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五是“要强化责任追究，建立严格的对政府违约和政策不落实的问责机制，提高政府公信力”。一定程度上，民资良好的发展既需要找准外力，也需要练好内功。

可以说，民间投资是中国经济中市场化程度最高的部分，要真正提振民间投资，为其提供市场化的环境和政策性的扶持很有必要。良好的市场环境，对未来经济稳增长的信心，摆脱社会、政府对民间资本不信任导致的“慢作为”，是民间投资的重要心理基础，相对稳定的经济预期会对实体经济产生促进作用，进而增加企业家的信心、增加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增加民间的投资行为。同时，现实中准入不公直接挫伤民企的投资积极性，应通过负面清单，建立起“非禁即入”的灵活民营资本投资机制，进一步放开民营资本准入门槛，除了极少数涉及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领域，绝大多数领域都应无保留地向民间资本公平开放。可以想象，每取消一批行政审批、行政管制和垄断，就会形成一批新的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将会为民间投资开拓出更广阔的投资领域。把教育、交通服务业、金融等关键领域对民间资本有序放开，让民间投资在这些领域汇聚，让基础服务健康发展。

良好的经济环境无疑会为民资的发展带来信心和动力，然而，在此基础上也要注重培养民资自身的先进性。我们感受得到，盲目投资、不讲诚信、人员素质不高、企业管理缺少现代的企业制度是民企中的普遍现象，恰因这样的特点会给民企在融资、招投标项目中形成障碍。自然，民企的发展就需要提高自身的信誉度，打开视野吸纳优秀的人才，不要被家族式的管理所制约，重要的是在开放的当下需有创新的视角，多去投产一些差异化产品，增强核心竞争力，加强与市场间的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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