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 陕西传奇人物 ——记蒋经国故交、李宗仁幕僚马一民

□马正

在中国晚近史上，不乏一些传奇人物，马一民便是其一。在陕西，他鲜为人知，但他却是蒋经国的故交、李宗仁的幕僚。马一民曾经领导过一支企业足球队，征战东瀛，成绩不菲，在天津足球史上留下了佳话。

北平精英学运领袖

马一民，1906年生于商州龙驹寨（今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是辛亥革命元老马彦翀先生的次子。马一民10岁离开祖籍，随父赴北平读书。1921年因参加学生运动，被保定中学开除，后转入上海浦东中学，1924年，马一民考入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管理专业学习，课余，经常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由于受“五四运动”思想影响，他认识到，知识青年肩负着改造旧中国、旧制度的责任，于是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实践中。他经常和同学讨论时事政治；组织社团奔走呼号；号召同学“外抗强权，内除国贼”、“打倒军阀”；组织同学走上街头讲演，抵制日货，是当时北平交通大学的学运领袖。

1926年3月12日，日本军舰驶入天津大沽口挑衅。16日，日、英、美、法、意、荷、比、西八国公使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要求，并限令48小时内答复，否则以武力解决。同时各国派军舰云集大沽口。3月16、17日，国共两党在北京开会，徐谦以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同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决定，组织各学校和群众团体在天安门集会。3月18日，北平学生和市民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即“3·18”抗议大会），号称十万人抗议大会。

大会结束后，李大钊率领游行队伍，按预定路线从天安门出发，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最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东口，在段祺瑞政府（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门前广场请愿。段祺瑞政府人员担心局势失控，命令预伏军警以武力驱散游行队伍，结果造成了当场死亡47人、伤200多人的惨剧。死者中有人们熟知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李大钊和陈乔年也负伤。之前，就在铁狮子胡同，马一民还和刘和珍胳膊挽胳膊地走在游行队伍的第一排。后来枪声响起，游行队伍四散，慌乱中，马一民幸运地躲过了子弹。

在校期间，马一民还热衷于文艺体育活动，当时曾积极参加著名戏剧家熊佛西发起的“话剧运动”，马一民组织学生剧社，演出现代剧，并且主编过北京的《世界日报》中的《戏剧周刊》。

津门足坛佳话频传

1930年夏，马一民从北京交通大学毕业后，到北宁（北平至辽宁）铁路局（驻天津）任秘书。平时他特别热心铁路员工的体育活动。在他的努力下，北宁铁路局增加了许多体育场地和器械，经常开展各项体育比赛。并选拔优秀队员组成各种球队，北宁足球队即为其中之一。

这个足球队由马一民亲自担任领队，教练兼队长是国家队的中坚孙思敬。该队成立后在华北连战连捷，名声大振。当时，驰名全国的足球劲旅上海东华队特地向北宁足球队发出比赛邀约，双方商定于1934年元旦在上海申华体育场一决雌雄。为打好比赛，马一民督促北宁球员白天认真训练，晚上早早上床睡觉。

元旦这天，上海下着小雨，但队员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旺盛，比赛开始，北宁队攻势凌厉，连克两城，最终以2∶1赢了东华队，这场胜利震动了全国体育界，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当时足球“北不如南”的偏见。此后，北宁队又获得天津足球联赛的冠军，在国内称雄一时。

1936年，日本体协派冈部太平到天津，邀请北宁队赴日本比赛，并与马一民商定，来年樱花盛开时在日本比赛四场。翌年4月4日，马一民率北宁队抵达东京，当晚就以6∶1大胜日本国立文理大学足球队。4月8日，日本国家足球队以早稻田大学队名义，与北宁队在东京奥林匹克运动场交锋。马一民带队入场时，发现球场只挂着日本国旗而没有中国国旗，当即提出抗议，直至日方认错并纠正，马一民与队员才重新整队入场，看台上两万多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开赛后，双方拼抢积极，争夺激烈。上半场临终时，北宁队前锋姜璐高吊传中，张金海迅速插入，起脚破门，北宁队以1∶0暂时领先。下半场双方拼抢更加激烈，虽然双方都有射门机会，但均无建树。比赛接近尾声，可日本裁判故意拖延十五分钟不吹哨，观众愤愤不平地高喊“到点了！”直到马一民提出抗议，裁判才结束了这场“马拉松”式的比赛。北宁队1∶0战胜日本国家队的消息轰动海内外，当时中国、日本及南洋的许多报纸均广为宣传。日本最大的报纸《朝日新闻》载文要日本体育界认真检讨，为什么国家队会输给中国的一个铁路球队？当时的驻日代办杨云竹亲赴北宁队驻地祝贺，并对马一民说，“你们一个铁路足球队能战胜日本国家队，这说明中国必将兴隆。”

4月11日，北宁队又以3∶1轻取日本大学冠军队——“庆应”足球队。随后，北宁队全队到日本各地参观，受到日本人民的热烈欢迎，许多人要求球队队员、教练以及领队签名留念。而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正加紧蚕食中国华北的步伐，日本人民对来自中国的足球队的友好情谊，证明了日军侵华不得人心。

4月25日，北宁队与日本雇有三名白人队员的“全关西”职业球队在大阪甲子园进行最后一场比赛。开赛仅两分钟，北宁队就敲开了对方球门，不久又攻入一球。日本裁判有意让“全关西”罚了两个“点球”。然而，北宁队毫不气馁，又回敬一球，终以3∶2战胜对手。北宁队出访日本四战全胜的辉煌战绩，一时成为海内外华人交口称赞的佳话。津门足坛的这段传奇经历，已载入中国足球史册。当时，许多报纸对此事均有大篇幅的采访、报道。值得一提的是，时至当代，1983年11月14日《北京晚报》专门刊登了记者张荣洲采写的长篇通讯《中国足坛传奇人物》，再次介绍了马一民的这段足坛奇事。

蒋公同窗友情笃深

笔者收藏了一份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香港《镜报月刊》，上面刊登了一篇周融采写的专访《访蒋经国故交、李宗仁幕僚——马一民》。文中提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初，马一民曾与蒋经国先生共同就读于上海浦东中学，虽然不在同一个班级，但蒋、马均为学校活跃人士，故互有交集，感情笃深。真正让马、蒋成为知己的关键人物是马一民的另一位同学韦永成，韦是广西桂林人，与马一民的夫人赵敏娴是同乡。韦又是蒋介石侄女蒋华秀的丈夫，而韦与蒋的联姻，马一民等同学在其中做了不少撮合工作。抗日战争开始后，蒋经国从苏联回国，马蒋二人的同学情谊得以延续。另外，上海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的孙女马玉章与马一民、蒋经国都是很要好的朋友，他们的友谊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一直延续到他们相继逝去。

马一民学识渊博，豪饮健谈，交友甚广，颇称蒋经国之意，每有闲暇，二人或结伴郊游，或谈论时局。蒋每次宴请俄籍友人，马一民均为座上宾。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经国奉父命还乡葬母，启程时特邀马一民同行。蒋母毛夫人1938年死于日本飞机轰炸，当时蒋经国曾写下誓言“以血洗血”，后在母墓前立下此碑。蒋马二人在奉化溪口逗留七天，马陪蒋经国择穴葬母、祭拜祖茔，曲尽孝道。

1948年前后，马一民在南京居住，蒋经国经常自驾吉普车到其“寒舍”，二人饮酒聊天。1966年后，马一民被遣送回原籍劳动，每年元旦、春节，丹凤县有关部门均要求马一民给蒋经国发“公开信”，肯定了蒋经国先生坚持一个中国、主张国家统一的立场，以及为两岸关系的缓和作出的努力，希望蒋经国为和平统一做出更大贡献。1978年后，经过中央统战部同意，通过寓居香港的魏淑英女士从中牵线，马一民和蒋经国取得联系，二人互捎了口信。蒋有意邀马一民赴台叙旧，但不幸的是，蒋经国1988年1月13日逝世，二人终未相见，成为憾事。经中央批准，马一民向台北蒋经国治丧委员会暨蒋经国妻子蒋方良女士发去唁电，蒋方良女士也给马一民回了电。

总统幕僚协助竞选

抗日战争爆发后，马一民撤离天津，到广西投奔韦永成，当时韦任《广西日报》主编，马参与该报编辑、发行改革等工作。并通过调整版面设计、更换铅字、改变宣传手段以及联系战地文化工作者欧阳予倩、徐悲鸿等一系列措施，终于使《广西日报》在西南报业界名噪一时，成为宣传抗战的中坚力量。1939年，韦永成调任第五战区政治部主任，马随其调往五战区政治部，并负责宣传和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同时主持鄂北的《阵中日报》。此时一批“左联”文化名人聚集于此，鄂北老河口的文化氛围十分浓厚。当时，姚雪垠、陈荒煤与马一民交集颇深。1985年，著名导演翟俊杰拿着《血战台儿庄》剧本找马一民，核实一些史实和细节。而马一民全力配合，并协助修改了《血战台儿庄》第一稿剧本。

当时，马一民还经常出入司令长官部，成为李宗仁的重要幕僚，此时马被授少将军衔。抗战胜利后，马一民随李宗仁到北平，任北平行辕高级参议，为李宗仁处理日常事务。闲时陪李宗仁打牌、下棋、饮酒、聊天。1947年开始总统竞选，马一民成为李宗仁竞选班底的重要成员，负责筹划经费和舆论宣传。好友韦永成则坐镇南京，四处活动，延揽选票。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马一民随同其赴南京任职，并出任总统府中将参议。

总理授命充当说客

1949年初，蒋介石隐退下野，临危之际，李宗仁受命出任代理总统，并由三星一级上将晋升为四星特级上将。此时政局已经混乱，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南京易手后，军政要人纷纷溃退。当时，李宗仁政权退到广州。

1949年8月末，周恩来总理请马一民南下广州，代表中央政府规劝李宗仁继续和谈，和马一民先生一同受命的还有白崇禧将军的秘书黄啓汉，黄是到柳州劝说白崇禧与中共和谈的，白崇禧不仅拒绝，还扬言要枪毙黄啓汉。而马一民先生到广州见到了李宗仁，可此时李已徒有虚名，政权、军权已经易手，和谈无力进展。马、李随后滞留香港数日，李宗仁赴美国，马一民从香港无功而返。随后在北京从事实业，直到1966年被遣送，回到阔别50年的祖籍，当了10年农民。1978年落实政策，马一民任北京市政协委员，1990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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