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中国》

上期提要: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1.9万人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军19万人不战而退。关东军3天占领沈阳,一个多星期控制辽宁,3个月控制东北三省。后来人们都说是蒋介石的一纸“不抵抗”命令,把整个东北给丢掉了,如果蒋介石不下命令,东北军还能顶住。其实,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后来,让裕仁天皇赞叹不已,以“最高机密、应急计划”存入皇家秘密档案的《国家前途转折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就是石原莞尔在侦察旅行的途中,在颠簸不已的火车上完成的。他还起草过《日本国防的现在和将来》,设计过“七总督统治中国方案”等,其统治欲望之强烈与夺占领土之疯狂,已经无以言表。

西方人在战后评价说,石原莞尔是日本陆军少壮派中最有创见的战略家。

土肥原贤二,同样是个顽强坚忍的人物。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他就公开出任奉天(沈阳)市长。因这一事变是关东军“擅自行动”,事先未获日本当局认可,所以当了市长的土肥原拿不到日本过来的任何经费。而关东军要扩大对整个东北的占领,丝毫没有准备经费和人员来维持城市治安。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土肥原竟然“自掏腰包”干起市长来了:以个人名义借贷,弄到一笔钱维持奉天运转,一直干到日本的占领稳定下来,才将权力转交给伪政府。因为先前那些开支无法报销,土肥原最后是用自己的薪俸去还债,其全家很长时间只能租住在几间小屋内。

土肥原贤二还与阎锡山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利用这层关系,土肥原享受上宾待遇,旅行于山西各地,有计划地把山西的兵要地理做了一番详细侦测,尤其关注雁门关、桑干河一带,详细记录了重武器可以通过的险要地点。七七事变之后,阎锡山认为雁门关是天险,尤其是茹越口一带,重武器无法通过,绝非日军攻击目标,所以这一带事先既未构筑工事,部署的兵力也很少。直至日军利用土肥原的情报突然从这一空隙突破中国军队防线,钻进来时,阎锡山大吃一惊却悔之晚矣,晋北也因此迅速失守。“山西王”对山西的地形还不如日本人熟悉,真是绝妙的讽刺。

比土肥原更早在中国地形和军用地图上做文章的还有一个日本人——侵华日军的总司令冈村宁次。

20世纪20年代,冈村宁次曾担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军事顾问。孙传芳虽以“老师”称呼他,其实并不信任日本人。所以冈村在回忆录中写道:“尽管我在孙传芳面前受到敬重,他向我咨询作战事宜,可军用地图却从未给过我。”他还回忆到,在北伐战争中,当地指挥官把华中地区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全部借给他,委托他制定作战指导方针。不久,前线节节败退,孙传芳束手无策,匆忙起锚,顺流而逃。而同样仓促雇船躲避的冈村丢弃了所有行李,却并没有忘记带上这套地图。

冈村宁次回去后,把这套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和之前从当地军阀那里骗来的江浙一带二万分之一比例的军用地图一并交给了日军参谋本部,得到了一笔数额很大的秘密赏金。1937年中日爆发全面战争,他提供的地图就成了日军的一大利器。

冈村的参谋长宫崎周一说:“武汉作战和中国大陆各次重要作战,多亏有这份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

如此精悍、精深、精细的对手,何等可畏。反观国民政府,粗疏、粗浅、粗陋则随处可见。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顾维钧作为中方首席谈判代表,被派到上海处置事件善后事宜。

顾维钧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外交家,是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法博士。他曾于1919年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参加巴黎和会,以“中国不能放弃山东如同基督教徒不能放弃耶路撒冷”这样慷慨激昂的演讲打动了各国代表,为维护中华民族权益作出了贡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又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调查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的侵略罪行。就是这样一个国家民族利益的坚定维护者,也被日本人钻了空子。

冈村宁次与顾维钧早就认识,且私交不错。日本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要冈村多与顾维钧接触,以便摸清中方的谈判底线。

顾维钧长期与西方列强打交道,自己也有一套哲学:两国交战,不影响交友。他爱好洋货,且经常光顾酒会、舞会、音乐会这些交际场合。冈村宁次便交代手下人,凡顾维钧出现在这些场合,须尽快通知他。此后,两人就有了一次又一次的“邂逅”。觥筹交错之时,轻歌曼舞之际,冈村很快就从顾维钧那里弄到了不少蒋介石有关停战谈判的真实想法。

结果不难想象,中日双方正式商谈停战协议条件之时,日本已然心中有数,居于十分主动的地位了。

文人如此,武将也难幸免。比如抗战英雄宋哲元当年也差一点滑进汉奸泥坑。

宋哲元本来是最早力主抗战的将领之一。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天,他率领二十九军全体将士通电全国:“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1933年,宋哲元任第三军团总指挥,指挥喜峰口抗战,赢得“抗日英雄”的美名。但宋哲元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原是冯玉祥部下的五虎将之一,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中是著名的反蒋人物,蒋介石也一直想借机收拾他。

1935年,日军挑起第二次“张北事件”后,蒋介石借机免去了宋哲元的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的职务,并有意调二十九军去江西“剿共”,好扫除中央军在华北的障碍。

宋哲元已然知道国民党的支持与保护不再可能,又想保住自己在华北的地盘,只有取得日军的谅解。于是,他通过亲信与日军联络,把自己的处境和苦衷告诉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还向他表示了合作的愿望。驻屯军反应很快,马上宣布宋哲元必须在位,不再提将宋部压迫到黄河以南的原定设想了。

与日军的默契不仅保住了宋哲元自己在华北的地盘,而且“丰台事件”后,他乘机把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调到北平,使自己的势力从察哈尔扩展到了平津。为了防止宋哲元进一步倒向日本,蒋介石采取了一系列拉拢活动。1935年8月28日,宋哲元被正式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由此,宋哲元实际开始操纵冀、察的军政大权,开始在民族大义与集团私利矛盾冲突的刀尖上走钢丝。再后来,他又成了土肥原贤二选中的傀儡,开始一点点动摇,在军事、政治的压力与一己私利的诱惑下,一点点走到了宣布“华北自治”的边缘。

最终制止宋哲元的危险行为、击碎土肥原“华北自治”梦想的,是沸腾的全国舆论,是北平爆发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但也仅仅是制止,停止向危险方向继续滑动。宋哲元对日本态度的真正转变,是在他派亲信参加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之后。这次会议,国民党确定了停止内战、实行国共合作的原则。

下期看点:七七事变之后10天,即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著名的庐山讲话,称“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态度不可谓不坚决。可为什么直到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才迟迟正式对日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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