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抗日根据地教育工作初探

沂蒙干部学院 何非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人初到沂蒙看到的是一幅经济凋敝、政治无序、文化颓废、思想愚昧、教育落后的景象。据统计,当时在沂蒙农村地区，儿童失学率达60%，成人文盲率达80%。在鲁中、鲁南山区许多村庄甚至找不到一个会写信、记账的人。这种落后的社会教育水平、偏低的民众文化程度显然难以适应我们党唤醒、组织民众进行敌后斗争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迫切需要。因此党在坚持对敌武装斗争的同时，高度重视根据地教育工作的发展和推进。

完善教育体系。为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教育工作，1940年12月，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山东省战工会制定通过了《山东省战时国民教育实施方案》。作为推动山东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方案》依据受教育者年龄、性别、职业、身份、文化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对教育类别进行了普通教育（包括小学教育和中等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的大致划分，初步形成了覆盖全民、较为完善的教育体系。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40年底，山东抗日根据地共建立小学1万余所，在校学生40余万人；创办普通中等学校8所，在校学生1000余人；创办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培养军政干部3000余人，组建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培养军事人才2670名，另建有胶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鲁西政治干部学校、鲁西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等，为部队和地方输送了大量人才；社会教育则以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等群众团体为依托，在教育内容、形式、学制等方面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区分和明确，抗日根据地各类教育活动蓬勃开展，民众文化水平、思想意识得到显著提升。

丰富教育内容。1941年4月到6月召开全省第一次教育会议，确定了大众的、民主的、科学的、民族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并将教育确立为建设民主政权的中心工作之一。据此山东抗日根据地在进行知识普及、提升民众文化素质的同时，十分注重将教育与革命建设的现实需求相结合，不断加强在思想政治引导、阶级意识启迪、社会角色认知、生产生活能力等方面的探索与尝试，逐步形成了丰富的教育内容。小学除设国语、算术、常识课外，还有思想政治、社会活动、社会服务等课程；中等学校除国语、数学、历史、地理、生物、化学、物理等10多门文化课外，还设有公民、军事、劳作等课程，且常参加协助征收公粮、抬担架、看护、宣传等实际工作；干部教育则根据班次不同，分别以政治训练、军事技能、民运工作、经济建设为主；社会教育通常开设识字、读报、唱歌、认标语、减租减息、参军参战、空舍清野、生产技能等课程。各类学校把形势教育、爱国教育、民族气节教育贯穿于教育全过程，巧妙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思想观点、爱国救亡的民族意识、反抗压迫的角色唤醒、改造社会的美好愿景、拥军支前的能力储备渗透其中，实现了“开民智、启民勇”的教育初衷。

创新教育形式。传统的教育形式、学制设定刻板单一，很难适应战争环境及沂蒙山区群众居住分散、农活繁忙、文化程度不一的特殊状况。为适应现实需求，山东抗日根据地努力探索创新，在普通教育和社会教育中依据群众生产生活规律特点，开创了庄户学、冬学、民校、夜校、识字班、读报组、互助组等教育教学新形式；在干部教育中增加了随营学校、短期训练、专题培训等。其中庄户学即根据群众需要，把教学与生产劳动、学校劳动与学生家庭劳动、学校教育与群众斗争相结合，山坡地头都变成课堂，就地上课就地写字，既劳动又学习，使上学有困难的孩子得到了受教育机会；冬学往往带有突击性，即利用农民3个多月的冬闲时间进行文化和政治学习，常以识字、传授抗战道理为主；识字班以中青年妇女为主，一般利用中午识字，兼学时事政治；夜校则以中青年农民为主，利用夜晚学习2至3小时。这些教育灵活多样，常在村头路口设识字牌、文化岗、墙报等，既适应了局促有限的客观条件，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各类人群对教育的不同需求，学得活、用得上、效果好，实现了“汇民心、聚民力”团结抗战的教育目标。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工作，以群众教育为重点，根据不同群体的需要和兴趣，深入细致地进行思想动员，创造了多种学习组织形式，把最广泛的人群吸纳到教育运动之中，并将教育与双减、支前、生产等密切结合，为战争服务，使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民众力量，为党领导的革命事业走向最终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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