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疫情隔离那些事儿

民国报纸上宣传的戴口罩方法

古代中国几千年历史，瘟疫频发，这我们都知道。但是，古人面对瘟疫时，也会实施隔离吗？

查《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一书，隔离的例子不胜枚举。

比如说五代十国的后唐时期，湖北随州与河南邓州闹瘟疫，许多人重度感染，为了避免再传染父母和儿女，躲进房间，房门紧闭，只在窗户上开 一个洞，让亲属给他们传递饭菜和便桶。亲属传饭送菜之时，也不敢跟患者接触，用一根长竹竿挑起饭篮和水壶，站得远远的，隔窗递进去。

再比如说公元12世纪金朝统治下的山东，有一年闹瘟疫，百姓十死八九，幸存者担心传染，做得更绝：“举室弃之而去。”把已被感染的亲人扔在家里不管，自己逃往他方。这样的极端做法岂止是隔离，简直就是遗弃。

在清朝，京城常闹天花，满洲统治者畏之如虎，顺治帝和康熙帝都下过严令：“凡民间出痘者，移之四十里外，防传染也。”（吴振棫《养吉斋丛录》） 官府强行将那些正在得天花的人隔离在北京城外四十里远的地方，以免传染。

乾隆也非常担心传染天花，他喜欢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接见蒙古王公，原因有三：第一，那里距离蒙古更近，便于接见；第二，那里可以避暑，满洲人畏热，在承德过夏天等于到了天堂；第三，承德地广人稀，蚊虫稀少，泉水不受污染，不像北京城那么容易传染瘟疫。但即便到了承德，乾隆还是不敢接见那些没有出过天花的蒙古王公，他有一道圣旨写道：“如本身未能确知出痘之王公台吉等，俱不可来此，若欲瞻仰朕颜，于朕出哨之时，行围之所，亦得瞻仰。”如果哪个王公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出过天花，千万不要来承德见驾，如果想瞻仰朕的容颜，可以在朕出去打猎的时候，站得远远地观赏。

在瘟疫隔离这方面做得最尽心的朝代还数宋朝

在瘟疫面前，所有人都应该是平等的，都应该享有保护和医治的权利。

康熙年间，有一个名叫赵开心的御史，给康熙提建议：“有司奉行不善，露宿流离，稚弱多饥馑……东西南北，各有一村令其聚处，有抛弃男女者，该管官严加责治。”城中居民得了瘟疫，往常只驱逐、不救助，逼得人家露宿在外，儿女无人照顾，饱受饥寒之苦。以后应该在京城四郊各划出一个村庄，让感染者集中居住，官府给予补贴，如果有人抛弃儿女，则由官府严加惩办。康熙听取了这个建议，但是官府财力有限，基层官员执行力又太差，只搞了一年就不搞了。康熙以后，京城再闹瘟疫，朝廷还是老办法：强制驱逐，任由感染者自生自灭。

古代中国那么多王朝，在瘟疫隔离这方面做得最尽心的朝代，还是宋朝。从北宋后期开始，各个州府都设有“居养院”和“贫济坊”，这是官办的慈善机构，平常用来救助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孤苦无依的老人和弃儿，瘟疫暴发时，则被用来隔离感染者。不过宋朝财政开支巨大，地方官府常常入不敷出，各地居养院和贫济坊的管理有好有坏，基层官吏上下其手，挪用善款，甚至虚报救助名单、冒领国家补贴，往往是该救助的穷人得不到救助，该隔离的感染者没有地方隔离。

至于民间自发的隔离，在古代中国其实也是相对少见的。首先，古人医疗观念落后，除非瘟疫特别严重，传染性和致死率特别惊人，否则绝大多数老百姓都认识不到隔离的重要性；其次，汉代以后儒家文化独占鳌头，孝道被抬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父母染上瘟疫，儿女如果敢于将父母隔离起来，轻则会受到邻里的批判，重则会受到官府的严惩。

民国的理发店员戴口罩“十有九位都戴在了下巴上”

民国时，西方科学和医疗文明传入中国，被一些有识之士宣传普及，被报刊反复报道，也被官方强行推广。

1928年春天，北京几所小学传染猩红热，卫生局、教育局和学校都没有采取任何手段，一个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学生家长上书当局：“须知隔离为肃清时疫之最要条件，各学校如有传染病发生，当即从事隔离，禁止病童入校，以减少其他儿童感染之机会，而易收预防之功。”这个家长还说：“须知传染途径不必皆由患者直接传播而来，曾与患者共同居处之人亦有传播病菌之能力，故不仅隔离病童，其共同居处之兄弟姊妹亦当禁止入校。”最后该家长还向当局科普了几种常见传染病的潜伏期：“白喉一至七天，猩红热二至十二天，天花七至十五天，麻疹四至十九天，当俟病童最长之潜伏期过后，方可准其入校。入校前须呈请医师证明，方可定其回校之期。”

1931年春天，杭州暴发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市政府随即通令“市内各学校如有发现疫症者，全体停课”“各公共娱乐场所暂时停止开演”“暂将浙江省立传染病院改为隔离所，病人及接近病人之人皆须至隔离所收治，经过十日经检查后方得出所”“民众须戴口罩并须注射预防针”。

1932年春节前后，北京再次传染猩红热，卫生局在媒体刊登公告：“天坛传染病院旧址业经组织就绪，已于一月十三日正式开诊，嗣后各区界住户如有发现染患猩红热病者，随时递送医院医疗，以遏疫疬。”

同样还是1932年，广州市卫生局发布公告：“拟在海港检疫所南石头办公室附近，增减隔离病院。”

民国期间，战火纷飞，不可能有效遏制瘟疫的传播。再加上经费匮乏、医疗落后、民众对卫生宣传和现代医疗都非常隔膜，所以对瘟疫的防控效果始终很差。曾推广的“新生活运动”，强令戏院废止公共手巾，教导民众学会排队和讲卫生，要求理发店员佩戴口罩，也没有起到多大作用。1936年10月4日，北京《益世报》刊登《卫生与口罩》一文，对理发店员大加批判：“各匠人戴口罩，十有九位都戴在了下巴上，一面既遵奉功令，一面仍是我行我法，和把石灰撒在便所外，同是一样‘聪明’。”由此可见，延续几千年的陋习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 （李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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