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报记者 钱欢青
要求捣毁德政碑的训令 本版照片均由新时报记者钱欢青 摄
镇水石兽黄河取沙筒
暑假时陪孩子参加小饭桌组织的高青天鹅湖国际慢城二日游,在入住的漫修堂内的一个小小博物馆,居然看到了民国时期众多“黄河训令”,一张张细细读来,当年的故事恍若就在眼前。
一张“山东河务下游分局训令第廿一号”,读来饶有趣味。发出训令的是“分局长王守璧”,接受训令的是北三营“杜营长”,训令发出的时间是“民国十七年九月六日”。训令的主要内容,是要求查明并捣毁所属沿河“德政碑”。为何要捣毁“德政碑”呢?训令里写得很明白,“范蠡金像,万古犹存,此皆因其真正有功德于民始可以表彰而纪念之也。若张逆宗昌,褚逆玉璞系著名军阀,祸国殃民,无恶不作。齐鲁同胞年来被其敲骨吸髓,精血殆尽,虽殷纣夏桀无以过之。又前河务局长王炳燇历任总分局有年,对于河防漠不关心,堤坝均未修补,以民间汗血之钱供个人挥霍之用。本年复乘军阀将倒、张褚溃败之际,竟将领到巨额河款席卷而逃,使继任之人无以善后,沿河数千万人民生命财产日处于惊涛危惧之中。似此万恶军阀、贪污官吏,人民方痛恨之不暇,尚何表彰功德之足云?本局长日前赴上游巡视,竟见有该军阀贪官等之德政碑矗然巍立,令人发指。当彼等强权压迫之下,一般少数无耻之徒或其亲信党羽为迎合该军阀等心理,甘冒不韪,希图邀功得宠,故有此种谬举,其非真正民意。值此青天白日之下,绝难再容此等臭物存在,致碍观瞻。”训令因此要求“迅速查明所属沿河地方,如有该军阀等的德政碑应即一律除去,毁灭字迹,所有碑石等物妥为保存,以备公用,并将遵办情形具报备查为要”。
这张“训令”其实是分局长转发的局长“训令”,另一张“山东河务局训令第一一六号”,也是“令下北三营”,发出训令者为“局长范庆煦”,日期为“中华民国十七年八月三十日”,也就是说,局长发出“训令”一周之后,分局长也发出同样一道训令。训令内容完全一致,不过有意思的是,局长训令是硬笔油印,分局长训令却似毛笔小楷手写。在另一张由山东省省长公署、保安司令部发出的“山东河务局训令”中可以看到,王炳燇的河务局长一职,由“大元帅”任命。资料显示,王炳燇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为同盟会会员,“1925年,率民工、士兵在李升屯、黄花寺堵黄河决口,沿黄八县群众始得安全,著有《治黄刍议》”。看起来,这位为大元帅树功德碑的局长似乎并非不学无术之人,比照要求捣毁德政碑的训令中对其的描述,颇有意味。
民国十七年为1928年,这正是张宗昌督鲁之第三年,据任宝祯先生《大军阀张宗昌在山东》一文,自1925年至1928年督鲁的3年中,张宗昌大肆搜刮残害山东人民,罪行累累,罄竹难书,在政治上,“张宗昌不遗余力地反对革命、反对进步,封闭进步报纸,镇压武装力量”。在经济上,“张宗昌则是疯狂敛财”,“据史料记载,张宗昌督鲁期间,苛捐杂税名目达60—70种之多。
仅地丁赋税一项,每丁高达12元,每年约近5000万元,比以前增加5倍。属于军用项目的税收有抚恤费、慰劳将士费、军事借款、军鞋捐等目。属于工矿商业贸易等税收有营业捐、公买卖特捐、登记成立挂号费、登记印花税、纸币执照税、纸币印花、验烟凭照费、厘金、牲畜税、青菜税、油税、牙税、花生行税、煤税、银行押金、盐税附加、小车捐、人力车捐、长途电话附加税、牛捐、娼捐、戏捐、房捐等。属于城市人民的捐税有:人口捐、鸡捐、讨赤房捐、金汁(大粪)捐、狗捐、锅头捐、客车过境捐、县知事捐等。3年中,张宗昌搜刮山东人民的血汗钱达3.5亿元,超过其前任的10倍左右。”当时在济南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张宗昌,坐济南,也要银子也要钱,鸡纳税来狗纳捐,谁要不服把眼剜。”可见当时人对张宗昌的怨恨。而就是这样一位“阎王不知小鬼怨”的军阀,却被树了德政碑,从上文所述捣毁德政碑的训令可见,这歌功颂德的石碑还不止一处。如此这般的“黄河训令”还有很多,内容五花八门,比如有一份关于规范礼仪和着装的训令,批评“有以文职而行军礼者,有以武职而行普通礼者,有未戴帽或着便服而行举手礼者,有沿用满清式之打千旧习者”,总之“参差错乱、丑态百出”,训令中规范了礼仪、服饰,并且出台了严厉的处罚措施。另有禁止黄河官兵吸食鸦片的训令、有处罚倒卖河防物资军官的训令,发放抚恤金的训令。还有一份要求排除黄河两岸大堤獾洞鼠穴的训令,可见当时黄河大堤上,正是獾鼠做窝的好地方,而发出这份训令的,正是后来被批判的王炳燇。
那天看到的,除了众多黄河训令,还有不少当年留下的老物件,镇水石兽有之,黄河取沙筒有之,还有一张老照片,拍的是黄河拉纤工,照片中的拉纤工穿着短裤,光膀子光脚,弯腰吃力地行走在河岸上。这边是黄河纤夫满脸悲苦,那边是官员为讨好上司树起德政碑,再想想张宗昌之种种,这间小小的博物馆,真给人无限感慨。
那天我所看到的“黄河训令”和老物件,均标明来自述青藏古博物馆,上网查了一下,原来这些见证历史的老物件背后也有故事,这些文物都由民间黄河文物收藏家、述青藏古博物馆馆长王术青先生收集。公开报道显示,2005年,王术青的朋友在滨州一个古董贩子那里发现了几十份民国时期山东河务局的训令,他得知后立即驱车前往购买。这些训令原本存在一个农户家中,家里老人参加过济南战役,后来被分到山东河务局工作,退休时保留了一些文件。因为都是宣纸,质地绵韧,有些就做了夹鞋样的本子,还有一些则用来卷了灯芯,最后只剩下33份,幸运地留了下来。这些内容丰富的训令,既是了解民国时期治理黄河的第一手资料,也能让我们在遥想由那些风流倜傥的名流们构筑起来的民国风度时,多一个沉重而切实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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