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原遗墨中的近代中国

□新时报记者 钱欢青

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精神和价值取向彪炳学术史的陈寅恪，早已为大家熟知，很多人也许不知道，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亦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陈宝箴当过湖南巡抚，为推动清末维新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陈三立则是同光诗坛领袖，一代诗文大家。

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开军先生近日新出《散原遗墨》一书，收录陈三立1873—1937六十余年间给梁鼎芬、易顺鼎、端方、张元济、龙榆生、康有为、梁启超等名人的众多书信、题词，是国内第一本辑释陈三立遗墨之书。在书中，李开军对每件墨迹进行了详细的考证、阐释，既展现了陈三立文风与书风的变化，呈现了陈三立一生的性情，也再现了近代中国风云激荡的历史现场。近日，新时报记者对李开军先生进行了专访。

笔墨背后的生动面向

作为国内陈三立研究的重量级专家，李开军开始研究陈三立却是机缘巧合。2001年博士毕业，李开军的博士论文是《梁启超与中国文学的转变》，“那一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启动近代文学丛书出版计划，出版社找到我的导师郭延礼先生，希望他在出版计划名单里挑选一个作家进行别集整理。郭老师把这个工作交给了我。我当时想的是，梁启超是近代文学中新派的代表，而旧派人物中陈三立是领袖之一。研究陈三立，新旧结合，有助于我对近代文学进行整体把握。所以就选择了陈三立。”

没想到一进入陈三立的诗文世界，李开军就被深深吸引，“陈三立的诗文在当时影响很大，艺术成就也非常高。”2003年，陈三立作品集的整理工作完成，以《散原精舍诗文集》为名正式出版。随着对陈三立了解的不断深入，李开军的研究兴趣也在日益加深，他最终确定将陈三立作为未来一段时期的研究重点。进而，他制订了系统的研究规划，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分四步走：作品整理、年谱编纂、论著撰写和诗歌注释。

2014年，150多万字的《陈三立年谱长编》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同时，《散原精舍诗文集》增订本也得以再版，这为李开军接下来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全情投入研究陈三立的诗文写作、人生经历的过程中，李开军经常在纸上、网上看到陈三立的书迹，“我还在孔夫子网上发过陈三立作品辑轶的帖子，就有不少网友帮忙传来陈三立的墨迹，攒到一定的规模，越来越觉得有意思，开始有意识地收录这些墨迹，在阅读文献或者看到拍卖会图录中有陈三立墨迹时，我也会留存下来。看到不少近现代名人的书札墨迹现今常有出版，就觉得把陈三立的墨迹收集起来出版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可以反映很多有趣的问题。”

在李开军眼里，《散原遗墨》这个陈三立研究过程中诞生的“副产品”，反而让他有着更高的兴致，“自以为这是一本好玩的书，陈三立那些生动的笔墨，不但见证他的‘我’，而且记录周围的‘人’。我在释读文字里试图说明的，正是笔墨背后‘人’‘我’之间的生动面向。”并非“神州袖手人”

《散原遗墨》收录了陈三立从20多岁一直到80多岁不同阶段所作之墨迹。60多年中，字体变化很大。以李开军的直观感受而言，觉得随着年岁的增长，陈三立的字“越写越好”，到晚年更入“古拙”“茂美”之境。李开军认为，陈三立的字“不是书家书法，而是文人笔墨”，“池涸笔秃，进于精粹，他不是这种。他是在阅历、读书滋养中，随时光流逝尽性书写的那种，他笔下的字，带着一种打动人心的质朴和力量。”

在李开军看来，陈三立遗墨的更大价值，在于呈现陈三立的交友、人生和性情，在于帮助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并纠正以前人们对他的一些错误认识。

陈三立中过进士，并曾当过几个月的吏部主事，在发现

官场颟顸难以有所作为后就请假回家了，回家后他协助父亲陈宝箴推动湖南维新运动，戊戌政变后，仕途无望，陈三立自己也弃绝仕途，因此他一生的主要功绩就是诗文创作。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一直以来，很多论者都以“神州袖手人”来形容“戊戌政变”之后的陈三立，认为他灰心世事，不闻不问。但是李开军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散原遗墨》中收录的一件陈三立写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十三日的书札就是明证。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时，南方上海、南京、武昌等地地方官绅与租界各国签订互保协议，使东南半壁江山免于生灵涂炭，史称“东南互保”。“在这个过程中，怀有不同政治目标的人们固然在互保的问题上达成共识，但在瞬息万变的形势中，也曾出现过不同的政治主张，陈三立即是其中之一。”李开军说，从书札中的内容分析，当时张謇、陈三立担心慈禧挟持光绪帝迁逃内地，与政治保守势力合流，中国前途不复可问，所以想依靠张之洞、刘坤一的力量，迎銮南下，强化有维新倾向的帝党的力量。虽然这一略显激进的谋划

进展不顺，最终的结局是张之洞也采取了极为审慎的处理方式，没有支持陈三立，但这一闪而过的历史现场，依然让我们看到了陈三立忧国忧民、心系百姓的品格。在陈三立看来，此计关系“国脉民命”，书札中“精卫之填，杜鹃之血，尽于此纸，不复有云”数句，更见出陈三立此时的忧心如焚和热诚迫切。“彼时陈三立既非朝廷官员，家族发展也早已因戊戌政变受挫，以在野绅士身份，而如此心系国事，我们怎么能说他是‘神州袖手人’？”

参与修建江西南浔铁路之事，亦能证明陈三立绝非“神州袖手人”。在收集陈三立年谱资料的过程中，李开军通过对当时报纸的地毯式搜寻，借助《申报》《南方报》《时报》上新发现的史料，将陈三立参与修筑江西南浔铁路的来龙去脉，较为完整地呈现出来，“一个在野绅士，近十年间为修建南浔铁路辛苦奔波，在当时列强肆行侵略之情势下，陈三立为了中国第一条民间资本修建的铁路倾注了极大的心血，经历了种种艰难。如此经世济民之举，又岂是‘神州袖手人’所为？”义宁陈氏家族承前启后之人

陈三立一生的主要贡献，当然还是他的诗文创作，《散原遗墨》中众多手迹，也正是陈三立与诗友谈文论诗之作。李开军说，陈三立是当时诗坛所谓“同光体”领袖之一，“胡适先生《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就曾将陈三立与郑孝胥并列为旧诗之代表，可见其地位”。另外，由于后来郑孝胥当了伪满洲国总理，人格有污，而陈三立则光明磊落，因而在人们心中地位更高。

《散原遗墨》收录的最后一则书札，是陈三立写给龙榆生的一封信，此信写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六月十五日，距其八月十日病逝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在阐释此信时，李开军引入陈三立孙媳张梦庄所述陈三立逝世情景，可见其人格、性情于一斑：“古城已沦陷了，古城里许多人的良心也跟着丧失了。……祖父不看也不问，他心中一切都明白了。他愿弟弟们能安全地出走，愿大家不要眷顾他，青年人为国出力的时候真到了。他无能为力，所以他不愿意多说话。但是白日里满腹愤怒便积压到睡梦中去，夜深时，他累次在枕上大呼：‘杀日本人呀！’令听者心痛欲裂。几星期后，上海又发生事变，古城里的日子就越来越苦闷了。不想他已抱了决心，渐渐地即不进食，拒绝服药，而且极力地支持着不肯躺下。最后，小便竟干涸了，以致群医束手。终于在九月十四日下午五点钟的样子，使家人环立床前，一种深深的窒息的沉默笼罩着一切，他仍没有说话，他说些什么呢？只用眼睛望着弟弟们，垂泪而逝。”

李开军说，从义宁陈氏家族发展流变的角度而言，陈三立也是起到承前启后关键作用的人，“义宁陈氏家族，陈宝箴以军功而一步步崛起，终成一方大员，走的是一条政治道路。及至戊戌政变，遭逢国忧家难，仕途之路戛然而止，陈三立转而成为一代诗文大家。在这一过程中，陈三立对家族的发展、子女的教育一定有过深思熟虑。陈三立之后，其子陈衡恪对中国绘画及美术教育贡献巨大，其子陈寅恪更是成为一代史学大师。义宁陈氏家族终从政治家族，转而为影响深远的文化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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