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业链条待遇等级分明

洋技师一口定价,烟农不敢有半点犹疑；收烟减磅暗中操作,烟农受损无从知晓；发号码单私自收费,烟农无奈被榨油水……烟草公司操控收烟价格、压榨烟农的手段五花八门,烟农有苦难言。而那些高高在上的“洋大人”颐指气使,养尊处优,受到地方官府的特别关照和保护。

烟农卖烟价格全由洋人操纵

张伽陀的工作地点是辛店车站收烟厂,每个星期都要跟着洋技师回二十里堡一次。这个有备而来的年轻人,不放过任何了解颐中烟草公司烟叶收购及当地烟农情况的机会。通过观察与谈话,张伽陀掌握了颐中烟草公司操控价格、盘剥烟农的不少情况。

到各收烟厂卖烟的烟农,以附近村庄的为最多,也有少数是从一二百里外赶来的。颐中烟草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所属胶济铁路沿线的各收烟厂,相距最远的也不过五六十里。为什么有些烟农不到离自己家门最近的厂里去卖,偏要多跑几十里路到一个更远的收烟厂去?张伽陀从烟农口中得知,这是“颐中公司作弄他们的把戏”。

每到收烟季节,烟农将烟叶送往收烟厂之前,总要打听哪一个收烟厂给出的烟价高。如果听说远处某一个收烟厂烟价较高,宁肯多跑几十里路也要赶去。但是,他们赶着马车,推着独轮车,跋涉上百里路赶到那里时,却不一定实现自己的愿望。

原来,胶济铁路沿线各处收烟厂都采取一种吸引卖户的手段:每天一早,收烟厂根据来排队卖烟的车辆多少,确定当天的收购价格。如果来得车辆很少,他们就将市价抬高点；看到车辆来得多,便将价格压低。远来的烟农若运气好,当天来卖烟的烟农少,就能多卖一点钱；烟农若运气差,来卖烟的烟农排成了长队,即使烟价压低了,也只好忍痛贱卖。

颐中烟草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对各地种烟数量都有统计,对各处收烟厂的收烟数量也定期调度。各收烟厂看烟估价的洋技师,每星期六集合到二十里堡开会,交流情况,决定下一步收烟的策略。烟农的命运,完全在他们的操纵摆布之中。

前面曾经提到,美种烟的收购,只有外国公司定价的自由,烟农没有丝毫讨价还价的余地。张伽陀了解的情况同样如此。

在收烟厂里,一堆烟经过洋技师估价后,如果烟农稍露犹豫,烟农的号码单便立即被没收,不能再卖了；如果发现后面的烟堆也是属于他的,洋技师便毫不理睬,直接隔过去。这个烟农只好将自己的烟叶一堆一堆抬出去,到大门口重新排队,领了号码单再进来。

这个烟农排了半天队,等到他的烟堆再次估价时,如果换了一个洋技师,顶多也只能得到原价。这时,他接受前面的教训,不敢再犹豫了。如果不幸又遇着原来的洋技师,被认出来,那他就倒霉了。除给他一副脸色看,烟价要照原价打九折。烟农告诉张伽陀,这种情形,这些年都是这样。正因如此,“大多数烟农受着这种钳制,只好忍痛在第一次给价的时候就卖了”。

洋人高高在上官吏奴颜婢膝

“高高在上的是帝国主义者的洋大人,他们的生活虽然在僻野乡间,依旧极其舒适”。在张伽陀眼中,与辛苦劳作、朝夕难保的烟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颐中烟草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的洋人们。

这些外国人住在二十里堡以及坊子的精美洋房内,随身带有专门的厨师。在工资之外,公司每天给他们补贴伙食费3元,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600元。在二十里堡烟叶分部,有两个专为外籍职员服务的厨房,常备各色新鲜肉菜以及洋装罐头,还有一个大冰窖。每年冬天,雇人到十多里外的白浪河,敲破冰层,取来冰块,储藏其中,以备夏天做冰淇淋吃。在二十里堡烤烟一厂、二厂内的空地上,种有西红柿等多种蔬菜,还养着当地人难以见到的火鸡。火鸡是美国人传统节日“感恩节”必备的食材,张伽陀记道:“连洋大人每逢节令大宴不可少的火鸡,也成群的喂着。”这一切,“都是大小买办们,或效力或效钱,替洋大人罗致得色色齐全的”。

二十里堡还有一个俱乐部,每逢公余或周末休息日,外国职员便在这里聚餐、斗牌、娱乐。

“对于这种声势烜赫的洋人,所有地方文武官吏,莫不仰着脖子恭而敬之。”张伽陀举了一个例子:单说警察,潍县公安局在二十里堡专设一个分所,全仗颐中烟草公司和田俊川的华人账房每月分派几百块钱,供给粮饷给养。小偷偷了公司里的物件,抓到就是几百板子。偶然有烟农拿着用硫磺熏过的烟叶卖,被抓到后,不仅卖烟的权利被剥夺,烟叶被没收,几十板子准是挨的。烟农之所以用硫磺熏烟叶,是因为熏后的烟叶色泽好,定级高,能够买个好价钱。硫磺熏过的烟叶隔不久就要变色,虽然当时难以分辨,但很快就会被发现。

二十里堡烤烟厂大门口,有武装警察守卫。各个收烟厂内,也有武装警察跟着保护洋技师,随时驱散围上来的农民,甚至外国职员夜间出来散步,身后也紧随着武装警察暗中保护。

张伽陀听说了一件事,二十里堡烟叶分部主任沙某不小心,手背被烤烟房的机器揭去一层皮。潍县公安局二十里堡分所人员汗流浃背地奔跑张罗,老远从潍县要来了县公安局长的汽车,派警员星夜护送到潍县乐道院医院,并在医院内外添派武装警卫。

据张伽陀了解,职位较高的官吏与洋人们觥筹交错,杯酒言欢,也是习见的事。一次,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乘专车过二十里堡,特地下车拜访了这里的“洋大人”。

大小中国买办从中获取厚利

颐中烟草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及各收烟厂的主要职员都是外国人,这些“洋大人”平时很少出头露面。除了与中国“上等人士”周旋外,一般的事情都由买办们出面。一帮大大小小的买办,便成了天之骄子,除“洋大人”之外,最趾高气扬、神气活现的就是这帮人。

张伽陀给他们如此画像:“他们有两副脸孔,见了洋大人就俯首贴耳,千依百顺,只看怎样可以讨洋人的欢喜就怎样做。但一见了地位与势力不如他们的,便又昂头挺胸,居然似一品人物。他们的收入都很可观,每月除一二百元的薪水外,每年还有三五千元的买烟佣金。生活之余,还可以尽量享受些酒色赌博鸦片的麻醉。他们世事不管,一心只知道怎样辅佐洋大人,图个天子万万年的‘安稳’,好让源源不绝的馂余,可以由洋大人抛下来给他们安然消受。”

据张伽陀所记,颐中烟草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的总买办是田俊川,各收烟厂还有一批买办。田俊川坐镇二十里堡,是这些买办的头儿,手下有100多个雇员。各收烟厂(又称分庄)都有他的账房,专管购买烟叶价款,并代付购置物件、火车运输等费用。

如前所述,田俊川并非颐中烟草公司雇员。他仅仅作为二十里堡烟叶分部的烟叶收购代理,获取收烟价值总额1%的手续费。张伽陀替他算了一笔账,1935年收烟用款800万元,田俊川抽取8万元,此外还有二三万元买烟的佣金,仅烟叶收购业务,每年进账超过10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2000万元。

张伽陀从田俊川身边人口中得知,田俊川个人的经济状况并不太好,眼下亏累颇多。张伽陀对此表示怀疑。田俊川除了烟叶收购的进账,在青岛、天津、上海都开着较大规模的机制木箱厂,专制装运卷烟的木箱,供给颐中烟草公司各地的卷烟厂,经营还不错。单说烟叶收购进账的10多万元,除了100多名雇员工资及各项开支,也余下不少。但是,田俊川在当地“轻财好义”之名颇有影响。张伽陀分析,果是如此,那么他十多年来为“买名”所耗损的钱财,当然也很可观。

对于田俊川,张伽陀短暂交谈过一两次,对这位田买办的印象还不坏。这并非因为田俊川给他提供了一个临时职位,在他看来,田俊川待人接物颇有“谦恭下士”之风,并不像其他买办那样趾高气扬。张伽陀分析,以山东民风的强悍,田俊川一个外乡人,周旋其间一二十年,不仅“以身作则”为公司种烟,而且传教似的劝导其他农民栽种,以致到目前年产烟叶达千万斤之多,并能“对内忠实于公司,对外不辱使命,树立洋人的剥削大业”。精明的洋人所藉重的,正是他个人具有的这些“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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