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披露烟农境遇

上世纪30年代中期,是胶济铁路沿线一带美种烟种植顶峰时期,也是广大烟农遭受内外剥削压迫最严重的时期。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理事长陈翰笙支持下,青年学者李亚夫赴二十里堡调查,写成《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农村的一个实例》一文,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主编的《中国农村》杂志发表。

眼见有人发财孤注一掷种烟

1934年夏,烟草种植季节,李亚夫来到二十里堡进行调查。1935年,李亚夫的调查通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农村的一个实例》在《中国农村》杂志“农村通讯”专栏发表。

《中国农村》杂志由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主编,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理事长为陈翰笙。李亚夫的这篇调查通讯,又收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主编、上海新知书店出版发行的《中国农村描写》一书。

在二十里堡村,上了年纪的农民告诉李亚夫,“开始种植的那一年,大约是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吧,‘洋人’先在这里附近的坊子雇工种植六十亩,作为试验；到民国六七年,我们这二十里堡一带,也都种遍烟草了。最初,我们这一村庄上一百二三十家人家之中,试种烟草的只有二三家,后来逐渐种开,愈种愈多,到现在差不多十家有八家种烟了。据说,胶济路上黄旗堡以西,周村以东,近几年都已或多或少种些烟草。这样加速度的发展,我们当然不能不感谢英美烟公司的‘恩赐’。”

老农所说美种烟开始种植时间有误,应当是1914年(民国三年)。李亚夫所记老农的话,显然做了文字加工。诸如“种植”“逐渐”“愈种愈多”“现在”“这样加速度”等,肯定不会是当地百姓的话语,用潍县土话表达,当为“种”“慢慢心儿地”“越种越多”“这么快地”。但这位老农的话,真实地反映了二十里堡村种植美种烟的状况。

像前面提到的几位记者、专家一样,李亚夫深入农户中进行实地调查。将二十里堡村作为专门的调查点,李亚夫还是第一位。

李亚夫记道:“种烟是很费人工的,所以有十亩地的中等农户(这里是大亩,一亩可以抵三官亩),至多只能种烟二三亩；地最多的富农,种五六亩也已了不得；愈是地少的那些贫苦农家,种烟的比例倒反来得大,有时甚至把零细的农田完全种上烟,作‘孤注一掷’。”

这种“孤注一掷”,对二十里堡农民来讲,就是赌博——李亚夫记道:“农民们都把种烟看做赌博。”之所以出现这种怪象,是因为外国公司“最初种烟的时候,因为要取得农民信任,所以价钱很好,农民中的确有发财的”,但是,“种烟的人家一增加,烟价便一年年跌落”。

遭受层层盘剥成本居高不下

相比于传统的土烟,美种烟种植技术要求高,成本大,特别是烘烤环节。据李亚夫调查,有本钱种植美种烟的,除掉地主或富农外,可以说是找不到的。“在农村大部分的人家,特别是近几年来,几乎都在饥饿线上打滚,已经毫无能力从事农业上的再生产”。贫苦农民没有本钱,又要赌上一把,“便不得不投到高利贷者和商业资本家的怀里”。

放高利贷者,一是肥料商,二是煤炭商。烟农需要豆饼、肥田粉等肥料以及烤烟用的煤炭,只要有可靠的担保,便能向豆饼行商、肥田粉商、煤炭行赊取。一块豆饼,现买只需0.55元,赊价需0.7元；100斤煤炭现买只需0.8元,赊价需1元,赊货时间最长不超过6个月。如果没有担保,烟农只得先向高利贷者借钱,再去买饼买煤,利息也高达二三分。

李亚夫所说的商业资本家,指的是银行和钱庄。烟叶收购季节,银行和钱庄供给大英烟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的钞票,每天要在10万元上下。中国银行青岛分行直接派职员驻扎二十里堡烟叶分部；潍县的钱庄也上门服务,赚一些“脚步钱”。潍县钱庄受土布业衰落的影响,倒闭了许多,到1933年底,仍有36家。这些银行和钱庄,除了直接为大英烟公司服务,还间接放款给农民,“使农民有相当的种烟成本”。

从烟农身上赚取利润的还有中国买办。李亚夫写道:“有一位姓田的买办,差不多是谁都知道的。他是天津人,据说当初就是帮洋人种烟的,后来为洋人所器重,即用他为买办。”这个姓田的买办就是田俊川。

农民卖掉烟,去田买办的华人账房领钱,华人账房不仅从中赚取差价,还通过票据兑换获取隐形利润。华人账房规定,凡是烟钱不到5元的,只付给山东平市官钱局的钱票,不付银元,钱票与银元的兑换价格,1元钱要相差一二百文。谈到买办的收入,李亚夫算了一笔账:代“洋人”发钱,照例有百分之一的佣金。每年公司所收烟款和工人工资等支出,大概要在1000万元上下,佣金就有10万元左右。

像中国买办一样为外国资本家“效劳”的,还有政府当局。李亚夫调查,潍县公安局派警员驻二十里堡,专为大英烟公司维持秩序,维护治安,每月由大英烟公司补贴400元,收烟季节再临时增加。“据说,政府还在税捐方面予英美烟公司以种种便利”。

外商控制烟价烟农苦不堪言

种植美种烟成本居高不下,而大英烟公司“却不顾农民的血本,垄断价格,廉价收买农民的烟叶”。在调查报告中,李亚夫详细描述了烟农售烟的遭遇。

每年10月以后,大英烟公司的“洋人”都来了。数天后,“开磅”的牌子一挂出来,烟农便纷纷赶来。数年前,因为避免拥挤,大英烟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规定,烟农要按照“炕票”的号数排队,每天规定几百个号,轮不到的便不准进场,轮到三次不去的将“炕票”取消。

所谓“炕票”,就是按照炕烟房(即烤烟房)的数量向烟农发放的售烟凭证,一个烤烟房一张“炕票”。没有烤烟房的烟农只得向邻家商借,借不到时甚至出高价去租。后来华商、日商纷纷来山东收买烟叶,大英烟公司独家专买权不再享有,“炕票”制度逐渐废止,但该公司依然牢牢掌控烟叶市场。收烟季节,大英烟公司二十里堡收烟厂门前仍十分拥挤。“有些农民来自几十里甚至百里以外,在公司门口等待至十多天之久,晚上餐风沐雨,宁可把衣被盖烟叶,使自己的身体挨冻。白天便战战兢兢,想早些能挤进门去,把烟叶换到钱。挤伤人的事情,也时有所闻”。

与此前几名专家的调查一致,烟农任由洋烟师看货定价,毫无还价余地。“烟叶是放在竹筐上的,要是你有一筐不愿意卖,其他各筐也就应该赶快退出,不准再卖”,无论价钱高低,烟农只得忍痛脱手。不少烟农花了极大的本钱和劳力,连豆饼钱和煤钱都收不回来。在二十里堡一带,种烟亏本而债台高筑、倾家荡产的家庭并不鲜见,因此而自尽的惨剧也时有发生。

通过调查分析,李亚夫得出结论:“农民种植烟草以后,帝国主义者自然从农民身上榨取了最大部分的利益,作为帝国主义者附庸的买办、官僚、银钱业以及商业高利贷者,也分润了不少。而烟草的生产者——农民,却得到了绝少的好处,甚至成本都收不回来。”

李亚夫肯定了种植烟草的积极作用,如提高了生产力,提高了农业的市场化程度,他同时指出:“近几年来,英美烟公司受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把烟叶的价格跌了再跌,将恐慌的重担转嫁到农民身上。因此,使种烟的农民,走上了惨痛的窒息的道路。这就是帝国主义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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