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莫“打倒”农产品批发市场

北京新发地爆发疫情以来，几乎每天都有人问我：从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到北京新发地市场，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是不是该取缔了？

在大多数人印象中，农产品批发市场就是脏乱差的代名词，管理混乱、人员混杂的场所显然面临更高的风险概率，新冠疫情集中从农产品批发市场爆发并不奇怪。

国内目前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发展参差不齐，比较而言，北京周边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管理十分混乱，发展水平与交易量严重不匹配，在直观上甚至不如三四线城市的批发市场。有外地人形容北京是个大农村，主要印象就来自京郊形形色色的批发市场。

新发地市场暂时休市以后，北京大洋路批发市场成为最主要的分流市场，这个市场距离国贸只有7公里，在畅通条件下开车到国贸也就10分钟，但这几天去大洋路批发市场进货的话，光进出的时间都要4个多小时，足见农产品批发市场之乱象。

集体所有的“脏乱差”

问题如果出现在四五线城市，大家或许会认为这只是发展必经的阶段，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一切会迎刃而解。但在北京，现代化的首善之都与原生态的批发市场在形态上构成了强烈的反差，迫使人们去追问：现代化为何漏掉了农产品批发市场？京郊农贸市场为何如此混乱？

不少观察认为原因在于管理落后，不仅市场本身的运营管理有问题，周边的社会治理也有问题。 的确如此，但农产品批发市场不什么不引进现代化管理模式呢，把市场管理交给职业经理人不好吗？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搞清楚：农产品批发市场是谁的，其所有权归谁？在北京，农产品批发市场是集体所有的，以新发地市场为例，其产权其产权理论上归新发地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有，亦即归村民所有。

在这种古老的制度安排下，市场的实际控制人和经营团队并没有明晰的资产所有权，其产权既不能转让也不能分红，一旦退出市场经营，他们就很难从中获得任何回报和好处。这样一来，指望批发市场自发地引入现代化要素，包括职业经理人、社会资本等对现有企业形式进行更新升级，几乎是不可能的。批发市场这枚集体经济下的蛋是不会从内部打破，孵出小鸡的。

绕过农产品批发市场？

出了问题之后，许多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关停、取缔。新发地出现新疫情之后， 有相当一部分观点就认为需要重构农产品供应和流通体系，以直销模式取代分销模式，以短链代替长链，说白了就是“绕过农产品批发市场”。

所谓直销，就是产地直接对接终端销售，农超对接、电商产地直采，都属于这种模式；其特点是流通链条短、表面成本低。分销则是从产地批发、再由销地批发到最终零售，通过多级方式触达消费；农产品批发市场即是这种供销模式的产物。

这些年，鼓吹直销模式的大有人在，一方面是嫌菜贵，另一方也是看到有些发达国家实现了农副产品的规模化直销。在他们看来，菜贵了都是因为菜贩子从中捞了一笔，成本归到消费者头上。

乍一看，这个逻辑没毛病，短链确实低成本，当季的本地果蔬，价格总是很便宜。回到自给自足的年代，自家菜园子里的菜成本最低，但是缺陷也显而易见，只能种什么吃什么。我曾拜访过山东一个养牛场，那里的工人抱怨说已经吃了一个月大葱，因为养牛场的菜园子里只有大葱。

显然，果蔬品种与流通链条是一对矛盾——流通链条越短，成本越低，但品种也越少，只能“有啥吃啥”；流通链条延伸开来，在逐级批发和分销的过程中，成本会不断提高，但品种也会越丰富，基本可以“吃啥有啥”了。说白了，我们绕不过农产品批发市场，是因为我们吃得杂，直销满足不了人们对食品消费的多样化需求。

也许有人要问，农超对接多对接几个品种不好了？不是不好，而是这样一来，成本就降不下来了，非但降不下来，往往还因为物流距离长、冷链投入大、缺乏规模，把成本搞得比分销还要高。事实上，农超对接、产地直采，赚钱的很少，一部分商超和电商在尝试产地自产之后，又走向了批发市场，以获得更有效率的供货来源。

不妨看一组数据，近年来随着新零售业态的发展，直销模式有所提升，但是并未改变农副产品供应中分销模式的主导地位，2/3的农副产品供应仍然来自分销模式。新发地市场在2019年农产品交易量1749万吨，交易额1319亿元人民币，承担了首都80%以上的农产品供应。

未来农产品流通怎么办？

现代化的鲜活农产品供应一定是全域的。北方上年纪的人都会记得冬储白菜的日子，几片绿叶菜都是奢侈品，如果不想回到那段苦寒岁月，我们就还得依靠农副产品的分销链条。发达国家那种以直销为主的供应模式，并不符合我国以超小规模的分散小农户为农产品供应主体的国情，也无法满足国内消费者家庭对于农产品品种多样化、消费规模少量化和消费时令性的要求。

总之，且莫“打倒”农产品批发市场。

回到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问题上来，既然集体经济搞不好，那么国有化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项。理由很简单，农产品供应具有一定的公共品属性，需要政府进行托底。

国内在这方面已经有不少成功的案例，疫情之后可作为参考，对现有集体产权形式的批发市场进行国有化改造。尤其重要的是，对制度环境、运营模式进行系统性升级，以增强农产品供应链条的安全性，提升农产品供应的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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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冰川，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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