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博士后张娟娟：解答大众关心的问题是公卫研究者的使命

原创 陆意歌 复旦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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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这样一个方向，我们也有一定的使命感，就是要在专业领域，去解答科学界和大众关心的问题。新冠肺炎是我上大学以来、从事科学研究以来遇见的第一个引发全球大流行的新发传染病。研究新发传染病给我的一个感触是，自己的研究能够切实地落实到现实的工作中，能给公共卫生政策带来帮助，我觉得还是蛮有成就感的，所以今后也希望能够再多做一些。虽然不是奔赴前线，我也希望在国家需要的时候，能够在科学界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

”

复旦青年记者 陆意歌 主笔

复旦青年记者 姜辛宜 编辑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突然来袭唤起了引发了大众对传染病研究的重视。对新冠病毒的流行病学、传播动力学进行研究，可以知兴替、明得失，为下一步制定防控策略提供科学证据。

有志于此，复旦大学余宏杰团队连发两篇论文：其一是《中国湖北省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流行病学演化及传播动力学：一项描述性及模型研究》，于4月3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传染病》，杂志影响因子27.516；其二是《增加社会距离对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影响》，于4月29日在线发表于《科学》杂志，杂志影响因子41.037。

近日，《复旦青年》对话两篇论文的第一作者、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博士后张娟娟，了解科学抗“疫”路上的点点滴滴。

研究成果浅窥

Q:您是否可以简要介绍一下团队近期发表的两篇新冠病毒相关论文？

A: 4月初发在《柳叶刀·传染病》的文章主要研究湖北省外的新冠肺炎的流行病学参数特征的演化，属于流行病及传播动力学研究。4月底发表在《科学》的文章主要研究增加社会距离等干预性措施是否能够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

Q:这两篇文章先后发表，是否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

A: 首先，我们要回答这些最基本的流行病学特征，并告诉科学界、告诉公众，让大家对病毒的传播特征有一定了解。例如，我们第一篇文章一个最基本的发现就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感染这个病毒的人的年龄也发生了变化：从最开始，中年人居多，到后期，儿童与老年人的比例也在逐渐增高。“对于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我是不是比较容易被感染？”这些对公众来说是很有用的、比较浅显的、易于接受的科学知识，也是当时科学届还没有回答的问题。

第二篇文章属于干预措施的评价。我们目前在武汉或者是在其他地方采取的干预措施到底有没有用？这是第二步。

Q: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中国湖北省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流行病学演化及传播动力学：一项描述性及模型研究》的研究思路吗？

A: 研究内容包含三个部分：一个是随着时间的变化，病例的人口学特征有没有发生变化；第二个是关键的时间间隔的估计，包括潜伏期、从发病到入院的时间和平均的代际间隔；第三部分是去估各省的传播动态，什么时候达到高峰，持续了多久，什么时候下降。

其中，第一部分是病例的人口特征随着时间变化。当时国家卫健委一直在更新关于新冠肺炎病例的定义，截止到2月底的时候，国家已经更新了5版的。我当时是根据1月27号第4版病例定义的变化，把整个时间轴分成两部分，去看一下新冠肺炎患者的年龄、性别、暴露情况有没有发生改变。研究结果表明，病例的中位年龄为44岁，随疫情进展，未成年人和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比例都有所增加，确诊病例中未成年人的比例仅5%。但由于疫情暴发时中国的学校均处于寒假状态，以上结果尚不能说明未成年人有更低的易感风险。

第二部分是我们要去估一些关键的时间间隔，例如潜伏期，这个是流行病学里面一个很基础的参数。还有从发病到入院的时间间隔，这反映了政府对新冠肺炎的行动指标，1月27号之前，从发病到入院的估计值在4.4天, 1月27号之后是2.6天，这体现出各个地方对病例的追踪管理的效率在逐渐提高。另外，我们还估计了代际间隔，也就是一代病例和二代病例发病的时间间隔，因为很多地方出现了很多人传人的聚集性病例，有一代病例，有第二代、第三代等。这是对于后面的模型研究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在第二篇文章中也引用了这个参数。

最后还有一个工作是研究湖北省外的传播动态变化，也就是Rt，即有效繁殖指数。它在什么时候达到峰值，峰值维持了多久？什么时候降到1以下？1是一个流行病的流行阈值，1的意思表示在当前状态下，一个病例可以平均感染一个病例，如果小于1，就说明流行不会维持。截至2020年1月30日，研究分析的9个地区的平均Rt（广东省、深圳市、山东省、湖南省、安徽省、河南省、江苏省、江西省、陕西省和浙江省）均下降至流行阈值1以下。

▲湖北外部分地区每日发病人数（左）和有效繁殖指数（右）随着日期的变化/图源：《中国湖北省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流行病学演化及传播动力学：一项描述性及模型研究》

Q:既然病例每天都在增加，您是怎样决定在2月17日这个时间节点停止收集数据的？

A:一个是从数据量上判断。我们当时收集到了接近70%的病例,且有三个地方的官方报道病例能够验证我们的数据，我们认为我们的数据量足以有代表性。此外，2月初的时候，全国都处于一个很紧张的状态，是疫情正暴发的中心的时间段，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尽快去回答相关的问题。

Q:《增加社会距离对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影响》一文又是怎样确定的研究思路呢？

A:从传播模型的结构来讲，有两个重要的参数。一个是人与人的接触模式。新冠病毒是人传人的传染病，对接触的研究是做传播模型的研究里面一个很基础的方式。

另外一个参数就是人的易感性，相同暴露环境下，不同年龄段的人被感染的概率可能存在差异。基于我们第一篇文章中对人群易感性的研究，在《增加社会距离对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影响》这篇文章里面，我们对易感性的研究更加深入了。我们利用了湖南省疾控关于密切接触者追踪的一个数据，这个计算结果会更加准确。我们估出来，儿童相对于15岁到64岁的成年人来说，易感性会更低，65岁以上的老年人易感性会更高。

对一个传播模型来说，如果你现有的知识越多、参数越多，模型的估计会更准。但是对于新冠肺炎这样一个新发传染病来说，很多的参数目前都还没有估出来。因此现有的模型相对来说会简单一点，主要考虑接触和易感性。如果考虑症状前感染、隐性感染者等这样的参数，那么这个模型会更加准确。

▲疫情期间武汉（A-C）和上海（D-F）的人口接触矩阵，横、纵轴均为年龄，格子的颜色越深，代表格子的坐标对应的两个年龄段的人接触越多。AD二图为采取社交限制措施之前的情形，BE二图为采取措施后的，CF二图为差值。可以看出，采取社交限制措施后主要的接触都在家庭内部发生，且减少的接触主要是少年儿童与同龄人以及上班族的接触。/图源：《增加社会距离对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影响》

在压力中成长

Q:最终的研究成果与最初的设想有区别吗？

A：从课题分析的角度，《中国湖北省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流行病学演化及传播动力学：一项描述性及模型研究》我们中间其实是换过研究方向的，从研究包括武汉在内的全国的病例转战到研究湖北外的情况。

最开始，武汉疫情比较严重，所以一开始我们主要分析武汉的病例，从网上开始收集数据。但是，随着疫情进展，因为病例太多，国家卫建委、武汉卫建委等都来不及更新个案数据，大概有两周之后，我们发现个案数据收集不顺利。所以，我们又转而去分析湖北外的情况。

这也是因为，公众对武汉的疫情有一定了解，也已经有相应的研究文章发表，但是对湖北省外，从武汉或者是从湖北扩散出来这些病例引起的其他地方的本地传播，还存在研究空白。

Q:这段时间，您大概每天需要工作多久？

A:我每天几乎都是两三点钟睡觉。一个是因为要收集数据、分析数据，时间非常紧张。再一个，因为我们有国际的合作伙伴，因为有时差关系，有时候晚上需要跟对方沟通。

Q:这两篇论文大约花费多长时间完成？

A:第一篇因为涉及到个案数据的收集，其实花费了比较长的时间。我们的团队决定去研究的时间为1月21号，2月4号我已经投过一稿了，但当时我们的关注是包含武汉在内的全国病例，数据完整不够好，所以当时《柳叶刀》把我们拒了，希望我们收集更多的湖北省外的数据。最后是在2月21号投的稿。

第二篇文章是基于电话调查的数据。这个课题是从1月底开始筹划电话调查，2月1号到2月10号去开展电话调查，此时是全国的干预措施最严格的时候，我们希望看一下这个时候社会的基础状态是怎么样的。2月16号开始分析数据，分析数据大概用了一个月。

Q:在这两个课题的研究过程中，您觉得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

A:第一篇文章的核心是数据。我们依赖的是很大的大数据，因为我们手工录入难免会有一些错误，我们会经过反复的初复核，不断的去检查数据。

另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的数据要避免有重复。比如说一个病例，一个新闻报道过，另外一个新闻也报道过，我们要去判断这两个人是不是同一个人。

第二篇文章的挑战是模型的建立。当时要搜集很多已经公开发表的文献，看看有没相应的参数可以给我们用。但疫情初期，这样的文章比较少。因此，我们还要去重新去估，例如，关于易感性，我们去分析了湖南省密接的数据。

Q:有不少团队在针对新型冠状病毒做研究，会不会有同行竞争的压力？

A:会有的。其实不仅包括国内，包括国际上，我们都处在一个竞争很激烈的环境。这样的竞争给我们压力，也让我们能够快速成长，是利大于弊的。

当我们把文章发出来以后，包括中间送出去评审的时候，能够看到国际上的同行对我们的研究成果提出意见，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尤其是在文章被接收之后，《柳叶刀·传染病》杂志还邀请了两位流行病学专家对这篇文章进行评价，他们认可我们中国的科研实力，认为我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去收集数据、分析数据、做模型研究，不仅给中国，也给国际上其他国家的疫情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科学参数。

对于国内来说，之前，传染病这个方向，尤其是新发传染病，研究团队并不是很多。现在，大家对于公共卫生尤其是传染病的关注可能会越来越多，我觉得对科研来说是一件好事。

交叉学科，中外协作

Q：我们了解到，您的本科就读的是统计学，随后在硕士、博士及博士后时期转向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领域的研究，余宏杰教授团队中的成员也大多和您一样，有交叉学科背景吗？

A：对。余老师对我们组的定位就是希望能够吸纳来自不同学科的人才。我们组的成员的专业有统计、计算机、数学、地理信息、医学，还有卫生经济管理等等。

Q:为什么传染病领域需要学科交叉？

A:现在不仅是传染病领域，很多学科领域的科学研究都非常看重交叉学科的背景，我认为这是一个团队很重要的考量之一。对于感染性疾病，不仅仅需要医学背景的人才，包括实验设计、结果的解读等等离不开医学背景知识；同时，也更需要数学、统计等计量科学的人才，去分析数据、开展模型研究等等，只有互相合作，才会更加高效。

Q:团队内部是如何分工的呢？

A: 我们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合作团队。余老师负责整体的研究设计，然后课题组学生负责收集和清洗数据，分析数据。另外还有几个外国专家，包括一个主要的通讯作者是意大利的。余老师和外方会共同指导数据分析的部分，不管是前面的流行病学参数的估计，还是后面模型的建立，都是中外两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Q:中外两方的指导老师具体怎样分工呢？

A:两方指导老师的分工和配合都非常好。余宏杰老师主要是对研究想法的一个建立。基于余老师在这个领域多年的经验，科学问题主要是由余老师来提出，包括研究思路应该怎么去分析，要回答什么样的问题。

意大利的合作者那边是数学和计算机的背景，有很强的定量分析的能力，对数据分析和模型的建立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立足当下，展望未来

Q:目前的两项研究可以为当下的防疫措施提供怎样的建议？

A:这两篇文章的结论是说，如果干预措施非常严格、到位，新冠肺炎是可以控制住的。

到现在为止，全国包括武汉，生活基本上都已经回归正常了。这个时候，如果新冠病毒再次引入，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如果我们还能够采取像之前那样严格的措施，它是可以控制第二波流行的。如果在今年冬春季再出现新冠病毒，我们还是应该去积极地采取措施，包括隔离病例隔离、追踪密切接触者，大面积核酸检测、控制社交距离等等。

但措施的力度取决于第二波暴发的情形。这也是我们下一步研究的方向，我们要去评估、去预测第二波暴发的时候，我们这些干预措施到底还有没有效，有多有效？因为在第二波暴发的时候，有一些人在第一波可能已经感染过病毒，已经免疫了，需要重新去评估。

Q:针对新冠疫情，您所在的团队还有什么还要想探究的课题吗？

A:有的。我们课题组其实有是一个比较庞大的团队，有四十多人，有不同的研究方向，包括干预措施的评价、聚集性病例的分析、疫情风险的评估、疾病负担、血清学、心理学等等。我们的研究其实都是同步进行的。

Q:经过此次疫情，您认为传染病研究的意义和重要性在哪里？

A:公共卫生角度的传染病研究和临床研究不同，不是关注于个体，而是关注于群体。尤其是新发传染病，面对一个未知的病毒，在研究临床治疗和研发疫苗之前，更重要的是从群体水平上去控制和预防它，我认为这也是面对新发传染病时公共卫生存在的意义。

Q:未来，您还会坚持在公共卫生领域做研究吗？

A:我想是的。从事这样一个方向，我们也有一定的使命感，就是要在专业领域，去解答科学界和大众关心的问题。新冠肺炎是我上大学以来、从事科学研究以来遇见的第一个引发全球大流行的新发传染病。研究新发传染病给我的一个感触是，自己的研究能够切实地落实到现实的工作中，能给公共卫生政策带来帮助，我觉得还是蛮有成就感的，所以今后也希望能够再多做一些。虽然不是奔赴前线，我也希望在国家需要的时候，能够在科学界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

微信编辑 | 秦思晶

责编 | 王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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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张娟娟：解答大众关心的问题是公卫研究者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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