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传》

上期提要:“哭庙”是苏州一带的习俗,文化人经常玩的把戏,官府有什么不法之事或不当之举,士子们便聚集在文庙,作《卷堂文》向孔夫子哭诉,然后再召集民众,向更上一级官府申告。

文化人千万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杀个把文人,本来跟杀鸡一样,金圣叹有点小名气,有名气又怎么样,照样杀,杀了再说。杀金圣叹,江南的士子都觉得挺过分,这很让读书人寒心,然而说杀就杀,“血腥触鼻,身首异处”,还真把文化人给吓住了。

清廷知道汉人内心不满其统治,不狠狠收拾一下,不知道朝廷厉害。哭庙案是清廷给江南士子们看的一个脸色,所谓恩威并重宽猛相济,不给点厉害看看,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枪杆子里出政权,刀把子捏在别人手上,清兵以一种和平方式,进入了南京城,没怎么杀人,没怎么杀南京人,并不意味着人家就好说话,就傻,就讲道理。扬州十日,嘉定三日,血淋淋的教训都放在眼前。

1645年端午节过后的第十天,清军进入了南京城,也就是在同一年秋天,江南乡试继续举行。对于中国南方的读书人来说,科举一刻都不曾被耽误。科举在,孔孟之道就在,孔孟之道在,中国就在。满人在降清的汉人帮助下,很会对症下药。继续举行乡试的举措非常重要,它足以磨灭明朝遗民的亡国伤痛。事实上,只要科举还在,读书人机会还在,江南的人心就可以保持稳定。

哭庙案收拾的是文人试图干政,清朝政府的意思很简单,读书人嘛,犯不着胡思乱想,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地读几本书,继续孔孟之道,学优登仕,摄职从政。用未来可以当官,可以荣华富贵做诱饵,把读书人像驱赶羊群一样,都撵到了科举这条逼仄的小道上。然而科场也有科场的邪门歪道,康熙皇帝第一次下江南,回銮之际驻跸南京,对江南的民风并不满意:

朕向闻江南财赋之地,今观市镇通衢,似觉充盈,乡村之饶、人情之朴,不及北方,皆因粉饰奢华所致。

尽管给康熙爷看的都是光鲜一面,他还是一眼就看出了江南的真相。这地方有些富裕是真,说白了,所谓富裕,也不过是表面,无非财税缴得多,GDP高,老百姓看上去阔气,并不比北方人更有钱。“粉饰奢华”是前朝留下来的坏毛病,而且社会风气也不理想,大家竞相虚荣,“人情”不够质朴,“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读书人风气很坏,很恶劣,最具体的表现就是科场舞弊。

事实上,早在哭庙案之前,在南京的三山街砍杀金圣叹之前,清廷已借江南乡试科场案,收拾过一回江南的文化人。乡试每三年进行一次,江南乡试从1645年开始,这一年是乙酉年,十二年过后的丁酉年,以南京为考场的江南科场舞弊案事发,后果相当严重。本来作为明朝遗民,去参加清廷的乡试,在江南文人心目中,就已经是个羞于言说的伤痛,就已经掉了身价,毕竟这件事很不光彩。后人改编《桃花扇》,写到了侯方域失节,最具有代表性一幕,便是他竟然参加了清廷乡试。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南京人忘不了不久前的《留都防乱公揭》,当年那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在清朝的高考指挥棒下,怎么会突然那么没有骨气,突然就都丧失了民族自尊。身上安排新顶戴,胸中整顿旧文章,当时人的心目中,去参加满人的乡试属于失节,参加了还要作弊,作弊了又让人抓住把柄,实在是太狼狈不堪。丁酉科场案起于顺天,延至江南河南山东山西,许多考场均受到波及,这说明虽然已经到了清朝,考场的风气还和晚明一样。然而说起风气不正,也不是南京一处,最后予以惩处的力度,则是江南科场的舞弊案为最重,影响也最大最深远。

丁酉科江南乡试发榜,舆情大哗,落榜的士子多怒其不公,于是又开始哭文庙,辱考官,疑神疑鬼,物议沸腾。万般皆下品,唯有诗书高,清廷早知汉人有各种考场恶习,当时的国史侍讲方猷,弘文检讨钱开宗,被任命为江南乡试主考官,临行去南京前,顺治皇帝曾当面告诫,让他们必须秉公行事。没想到最后还是出了问题,出了大问题,舞弊案被揭发出来,顺治很生气,龙颜大怒,立即下旨:

方猷等,经朕面谕,尚敢如此,殊属可恶。方猷、钱开宗并同考试官,俱着革职,并中式单人方章钺,刑部差员役速拿来京,严行详审。本内所参事情,及闱中一切弊窦,着郎廷佐速行严查明白,将人犯拿解刑部,方拱乾着明白回奏。

作为江南乡试的主考官方猷和钱开宗被正法,妻子和家产籍没入官。同考官十八人,除已死的卢铸鼎外,全部处绞。被认定参与作弊的中式举人方章钺等八人,各责四十大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以及妻子流徙宁古塔。审理此案的刑部官员,也因“谳狱疏忽”,分别受到处分。

江南乡试科场案要点,并不是谁在舞弊,而是借题发挥。与后来的哭庙案一样,它的重判和严判,只是代表着清廷要展示的威严。杀头也罢,籍没充军也罢,科场既然是猎取名利的最有效手段,其中流弊就不可能完全根除。中国人的恶习向来难改,明朝是这样,清朝后来也是这样,好坏不过五十步笑一百步。事实上,很快清廷对于此中奥妙,也开始渐渐睁眼闭眼,该抓的抓,该放的则放。

清代中叶以后,每到各省该放考官时,皇上会下谕旨,“某省着某某人去”,选一些自己喜欢的在京文官,叫他们去充任“学政”,去主持考试。被点到名的大臣要“陛辞谢恩”,当京官清苦,这是皇帝一种特殊恩典,故意叫他们去外地弄些“外快”。所以文官们都盼着这一任命,高高兴兴离京去,一路遇见风景名胜,又吟诗又作赋,等任务完成了,满载而归,还可以刻一本诗集。

丁酉江南科场案与哭庙案的共同点,都是突然放出大招,狠狠地杀了一下文化人的傲慢。为什么要杀一杀文化人的傲慢,因为当时的江南初定,安稳还只是表面现象,江南并没有真正驯服,反清情绪还在蔓延,抗清义士还在活动。南京人不太会去想金圣叹该不该杀,皇上肯定是金口玉言,他说要杀,必死无疑,老百姓很少会有这样那样的觉悟,在他们心目中,只能选择盲从,朝廷永远是对的,被杀的人永远是应该被杀。

南京人也不太会去进一步琢磨,在他们城市中进行的丁酉江南乡试,究竟有没有舞弊。这种事情,从来都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反正考官已斩首,不舞弊又怎么会杀头呢。那些金榜题名的举子,大多已经返乡,也统统抓起来。“师生牵连就逮,或就立械,或于数千里外锒铛提锁。”逮捕入狱,再押到北京,举行当廷复试,“每人以满兵一人夹之”,士子们怕交白卷,遭极刑,只好战战兢兢“尽心构艺”。

有必要解释一下,江南乡试科场案中的江南,并不是特指长江下游以南的江南地区。这个江南其实是明朝的南直隶,具体范围包括江苏和安徽两省,再加上后来从江苏分割出去的上海市。明亡于清,清朝就给南直隶改了名字,改为江南省,事实上,江南省的大块面积,并不在长江之南,苏南皖南之外,苏中苏北淮南淮北,都属于江南省。

下期看点:南京人开始像北方人一样,变得越来越“质朴”,越来越听话,越来越没有情调。换句话说,清朝时期的南京,再也不会有秦淮八艳,再也不会有《板桥杂记》,更不会有学生运动,唐伯虎点不了秋香,李香君也不会遇到貌似一身正气的侯公子。明朝的南京是浪漫的,生机勃勃,活色生香,起码大多数时间是这样,清朝则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呆滞刻板,暮气沉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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